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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到的法国近代最著名的一对男女，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著名记者波伏娃。将浪漫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成为几十年来知识分子某种运动的参照。小池们，是不是也受了这种生活模式的影响？
纠缠、毁灭、破坏、嫉妒、光荣、辛酸、甜蜜，集众多情感于一体的模式，如同杂耍般的感情试验，不顾一切的挑衅或堕落，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吗？
他们的故事，我倒是知道一些。比亨利五世过分多了，比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故事刺激，比戴安娜的故事高端。
我试探性地问到：“你喜欢萨特还是波伏娃？”
她已经猜到我的用意：“如果我是波伏娃的话，没理由不喜欢萨特的，尽管我还喜欢其他更多的人。”
她的回答已经很明白了，她不仅了解这两人的故事，还曾经理解过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内心在他们的情书中、日记中、作品中，这在知识界，不是什么秘密。但感兴趣是一回事，试图模仿是另一回事。
“你觉得他们两人间的状态，好不好呢？”我把这个问题问完，我就觉得自己问得蠢，这种模式没什么好与不好的，在中国，它最大的问题是：行与不行。
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许多人还停留在学生阶段，把任何问题都看作是判断是非题，分析它的对与不对。对与不对标准是什么？是道德吧？是哲学吗？是逻辑吗？是定律吗？是公式吗？
不，对与不对，标准应该是客观的。从效果上看来，你可以问好与不好。但最终从实践来看，才是聪明的。从实践性上问：行与不行。这才是最终的标准。这不是实用主义，这是用实践检验所谓的想法，行，就是真理。真理是相对的，相对于实践。
她当然发现了我的问题，也看出了我的后悔：“你是想问行与不行吧？”
我点点头。小池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她能够非常敏感地察觉我的内心。如果是一般男人的话，跟她在一起时间长了，会非常不舒服。谁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透明的人，站在异性面前？
但凡有男人至上主义的人，都讨厌这种女性。几千年来，女性的聪明，大多被男人社会视之为邪恶，是不祥的。李清照聪明，她命运不行。武则天聪明，即使做出了伟大的功绩，也只能留一个无字碑。因为，男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她。
我所不同的是，即使被小池看穿，我也没什么难为情的。因为我在她面前，敢于坦荡，并且以毫无保留的自我表达为乐，用语言、身体或者眼神。因为，我们在一起，双方都超级自信。对方就是来弥补自己弱点的，我们合在一起，我们完整，并且无敌。
“你是想尝试呢？还是就想了解一下？”
“我现在只是想了解，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曾经让我激动过，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所存在的模式，有没有翻新。”
世间好多存在模式，都是新瓶装旧酒，这与所谓的学术差不多。尤其是在人文领域，真正创新的少。在实践领域中，虽然不断有新的东西产生，但道路方向，大致也与古人差不多。
“想不想探讨一下，我的庄哥，看看我们所理解的角度，有哪些值得融入的地方？”
融入，她真是个语言大师，既不说借鉴，也不说批判。融入，明显是高度信任和理解的产物。求大同存小异，有风度。
“好吧，我读过他们的日记和情书。他们仿佛在自己折磨自己，用身体和爱情来折磨自己，故意与社会规则作对，自讨苦吃，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啊，是现代社会的苦行僧，正因为这点，他们值得我们尊敬。”苦行僧，用这个词来形容两个思维奔放，身体放荡的人，也只有小池能够大胆地说出来，但也不无道理。
“你说得对，他们算是另一种苦行僧。在过去，苦行僧是将自己的物质需要降到最低，但在当时物质丰富的法国，不存在这种探索的必要性。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没必要通过降低物质需求，来修苦行。他们为追求某种精神的结果，故意折磨自己的精神，把自己的情感世界搞得非常离散，也算是一种苦行。”
小池此时仿佛进入某种谈话的兴奋状态了，她从来没跟我探讨过这个话题，她实践了这么久，终于有个人来跟她思想互动，况且这个互动的，还是她喜欢的人。
我是她的初恋，我知道，我的理解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的庄哥，你是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明知道是荆棘，还要往里闯？”
我点点头，这确实是我不理解的地方。这两个功成名就的人，是活得不耐烦了，硬要给社会找别扭、给对方找别扭、给自己找别扭？
“庄哥哎，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是尼采说的吧？”
“是的，当精神统一的架构被摧毁，聪明的人，总想探索出新的道路来。尼采的探索当然是失败的，他鼓吹相信自己的妄念，把自己搞成了个精神病。”我读过《查拉图是特拉如是说》，也曾经被他那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所激动。但我作为中国人，当然保持着某种远古以来的睿智。因为中国古代就有许多疯狂的人，他们如李白一样激动着我们的心，但并不能引导我们的模仿。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做不了李白。
我庆幸我生在中国，在典籍中见到过无数大量圣哲，以及他们奇特的生活方式，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行不行的问题。我们看多了疯子，就不会模仿疯子了，我们不是天才，这点，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自知之明。
“尼采的失败是精神上的失败，因为他从精神到精神的路径，会越走越乱。没有参照物就没有方向。而精神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参照关系，是探索新架构的路标。精神与现实之间还有很多桥梁，比如身体的感受，比如男女的爱情。他们就是用这作为工具，来探索新的天堂啊。”
小池的这番论述，让我体会到，她的实践，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
“当他们看到当时社会运行的弊病，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并不自由和快乐。如何探索出一个新的模式呢？他们自身来作实验。性关系的自由，并探索出快乐的模式，只是他们实验的起点。他们还企图从更宏大的角度来探讨世界运行的架构。从哲学思想上，萨特的光辉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就已经揭示了他的努力。在社会运动上，波伏娃作为社会活动家，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她引导并参与的女权运动，也对西方的社会产生了震荡和影响。这一对人，不仅满足于此，他们在考察自己理论正确性时，以自身经验作实验，做了许多思想家不敢做的事情。”
我不得不说出这段话来：“思想家如果只是空想，而不努力实践改变这个世界，是没有用的。如果进行社会实践，是以整个社会秩序为代价。那么以自身为代价，就是献身精神了，我想起了弘一法师。”
小池吃惊地问到：“弘一法师？你居然把他跟萨特们相提并论？”
“对的，他们以自身作实验，来验证道路的正确性，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人可称为人类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探路人，我们都值得尊敬。”
“他的故事，我知道得比较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我知道他是音乐家、戏剧家，他是诗人，他的弟子是人文大家。他学贯中西，也是把茶花女等西方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人。后来，他出家了，成了弘一法师。我记得，他还写了一首歌，用的日本的曲子，他填的词，你会唱吗？”
我点点头，轻声和小池唱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渗入骨髓的悲凉，有一种凄婉的大美，我们沉浸其中，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此时，正有金黄的夕阳，刻画着我们黑色的剪影。
“当年他曾经热爱的日本妻子来追寻他时，他出家之志已决，他送给妻子一支钢笔，他的前半生的成就，多从这支笔中流出。但是，现在，如果我要离开你，我送你什么好呢？”我在悲凉中，轻声地说。
“庄哥，不要送我任何东西，离开就离开，不想让你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你说得对。”
“但是，他为什么要出家呢？”
“因为，聪明的人，总想找出终极的真理，这是肯定的。当时，他本人虽然名满天下，但他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以天下为已任，他充满悲悯地看着这块土地上的众生受苦，他想找出一条道路，于是就出家了。我也是猜测，是结合他临终遗言来想的。”
“他临终遗言是什么？”小池这样问，说明她确实不了解弘一法师出家后的经历。
“他决定离世时，身体和心理处于健康和自由的状态。他不是被迫离世的，他是主动离开的。他... -->>
我想到的法国近代最著名的一对男女，著名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著名记者波伏娃。将浪漫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成为几十年来知识分子某种运动的参照。小池们，是不是也受了这种生活模式的影响？
纠缠、毁灭、破坏、嫉妒、光荣、辛酸、甜蜜，集众多情感于一体的模式，如同杂耍般的感情试验，不顾一切的挑衅或堕落，是他们追求的目标吗？
他们的故事，我倒是知道一些。比亨利五世过分多了，比拿破仑与约瑟芬的故事刺激，比戴安娜的故事高端。
我试探性地问到：“你喜欢萨特还是波伏娃？”
她已经猜到我的用意：“如果我是波伏娃的话，没理由不喜欢萨特的，尽管我还喜欢其他更多的人。”
她的回答已经很明白了，她不仅了解这两人的故事，还曾经理解过他们的内心。他们的内心在他们的情书中、日记中、作品中，这在知识界，不是什么秘密。但感兴趣是一回事，试图模仿是另一回事。
“你觉得他们两人间的状态，好不好呢？”我把这个问题问完，我就觉得自己问得蠢，这种模式没什么好与不好的，在中国，它最大的问题是：行与不行。
我们在看待问题的时候，许多人还停留在学生阶段，把任何问题都看作是判断是非题，分析它的对与不对。对与不对标准是什么？是道德吧？是哲学吗？是逻辑吗？是定律吗？是公式吗？
不，对与不对，标准应该是客观的。从效果上看来，你可以问好与不好。但最终从实践来看，才是聪明的。从实践性上问：行与不行。这才是最终的标准。这不是实用主义，这是用实践检验所谓的想法，行，就是真理。真理是相对的，相对于实践。
她当然发现了我的问题，也看出了我的后悔：“你是想问行与不行吧？”
我点点头。小池最神奇的地方，在于她能够非常敏感地察觉我的内心。如果是一般男人的话，跟她在一起时间长了，会非常不舒服。谁愿意让自己成为一个透明的人，站在异性面前？
但凡有男人至上主义的人，都讨厌这种女性。几千年来，女性的聪明，大多被男人社会视之为邪恶，是不祥的。李清照聪明，她命运不行。武则天聪明，即使做出了伟大的功绩，也只能留一个无字碑。因为，男人们不知道该如何评价她。
我所不同的是，即使被小池看穿，我也没什么难为情的。因为我在她面前，敢于坦荡，并且以毫无保留的自我表达为乐，用语言、身体或者眼神。因为，我们在一起，双方都超级自信。对方就是来弥补自己弱点的，我们合在一起，我们完整，并且无敌。
“你是想尝试呢？还是就想了解一下？”
“我现在只是想了解，萨特与波伏娃的故事曾经让我激动过，但我不知道，你们今天所存在的模式，有没有翻新。”
世间好多存在模式，都是新瓶装旧酒，这与所谓的学术差不多。尤其是在人文领域，真正创新的少。在实践领域中，虽然不断有新的东西产生，但道路方向，大致也与古人差不多。
“想不想探讨一下，我的庄哥，看看我们所理解的角度，有哪些值得融入的地方？”
融入，她真是个语言大师，既不说借鉴，也不说批判。融入，明显是高度信任和理解的产物。求大同存小异，有风度。
“好吧，我读过他们的日记和情书。他们仿佛在自己折磨自己，用身体和爱情来折磨自己，故意与社会规则作对，自讨苦吃，这是为什么呢？”
“他们啊，是现代社会的苦行僧，正因为这点，他们值得我们尊敬。”苦行僧，用这个词来形容两个思维奔放，身体放荡的人，也只有小池能够大胆地说出来，但也不无道理。
“你说得对，他们算是另一种苦行僧。在过去，苦行僧是将自己的物质需要降到最低，但在当时物质丰富的法国，不存在这种探索的必要性。在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大一部分人，没必要通过降低物质需求，来修苦行。他们为追求某种精神的结果，故意折磨自己的精神，把自己的情感世界搞得非常离散，也算是一种苦行。”
小池此时仿佛进入某种谈话的兴奋状态了，她从来没跟我探讨过这个话题，她实践了这么久，终于有个人来跟她思想互动，况且这个互动的，还是她喜欢的人。
我是她的初恋，我知道，我的理解对她意味着什么。
“我的庄哥，你是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明知道是荆棘，还要往里闯？”
我点点头，这确实是我不理解的地方。这两个功成名就的人，是活得不耐烦了，硬要给社会找别扭、给对方找别扭、给自己找别扭？
“庄哥哎，上帝死了，我们怎么办？是尼采说的吧？”
“是的，当精神统一的架构被摧毁，聪明的人，总想探索出新的道路来。尼采的探索当然是失败的，他鼓吹相信自己的妄念，把自己搞成了个精神病。”我读过《查拉图是特拉如是说》，也曾经被他那极具煽动性的语言所激动。但我作为中国人，当然保持着某种远古以来的睿智。因为中国古代就有许多疯狂的人，他们如李白一样激动着我们的心，但并不能引导我们的模仿。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做不了李白。
我庆幸我生在中国，在典籍中见到过无数大量圣哲，以及他们奇特的生活方式，他们用自己的人生，证明了行不行的问题。我们看多了疯子，就不会模仿疯子了，我们不是天才，这点，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自知之明。
“尼采的失败是精神上的失败，因为他从精神到精神的路径，会越走越乱。没有参照物就没有方向。而精神与现实社会之间的参照关系，是探索新架构的路标。精神与现实之间还有很多桥梁，比如身体的感受，比如男女的爱情。他们就是用这作为工具，来探索新的天堂啊。”
小池的这番论述，让我体会到，她的实践，在思想上，是有准备的。
“当他们看到当时社会运行的弊病，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并不自由和快乐。如何探索出一个新的模式呢？他们自身来作实验。性关系的自由，并探索出快乐的模式，只是他们实验的起点。他们还企图从更宏大的角度来探讨世界运行的架构。从哲学思想上，萨特的光辉著作《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书就已经揭示了他的努力。在社会运动上，波伏娃作为社会活动家，作为新闻记者和作家，她引导并参与的女权运动，也对西方的社会产生了震荡和影响。这一对人，不仅满足于此，他们在考察自己理论正确性时，以自身经验作实验，做了许多思想家不敢做的事情。”
我不得不说出这段话来：“思想家如果只是空想，而不努力实践改变这个世界，是没有用的。如果进行社会实践，是以整个社会秩序为代价。那么以自身为代价，就是献身精神了，我想起了弘一法师。”
小池吃惊地问到：“弘一法师？你居然把他跟萨特们相提并论？”
“对的，他们以自身作实验，来验证道路的正确性，得出可靠的结论。这种人可称为人类的先行者，是伟大的探路人，我们都值得尊敬。”
“他的故事，我知道得比较少。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知道。我知道他是音乐家、戏剧家，他是诗人，他的弟子是人文大家。他学贯中西，也是把茶花女等西方戏剧搬上中国舞台的人。后来，他出家了，成了弘一法师。我记得，他还写了一首歌，用的日本的曲子，他填的词，你会唱吗？”
我点点头，轻声和小池唱了起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渗入骨髓的悲凉，有一种凄婉的大美，我们沉浸其中，我们紧紧靠在一起。此时，正有金黄的夕阳，刻画着我们黑色的剪影。
“当年他曾经热爱的日本妻子来追寻他时，他出家之志已决，他送给妻子一支钢笔，他的前半生的成就，多从这支笔中流出。但是，现在，如果我要离开你，我送你什么好呢？”我在悲凉中，轻声地说。
“庄哥，不要送我任何东西，离开就离开，不想让你影响我今后的生活。”
“你说得对。”
“但是，他为什么要出家呢？”
“因为，聪明的人，总想找出终极的真理，这是肯定的。当时，他本人虽然名满天下，但他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担当，以天下为已任，他充满悲悯地看着这块土地上的众生受苦，他想找出一条道路，于是就出家了。我也是猜测，是结合他临终遗言来想的。”
“他临终遗言是什么？”小池这样问，说明她确实不了解弘一法师出家后的经历。
“他决定离世时，身体和心理处于健康和自由的状态。他不是被迫离世的，他是主动离开的。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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