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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犯吊死才好，而辩护律师却要尽一切所能让他在绞刑架下逃生，这种案子真让人忍无可忍。事实上，作为律师他只能接受交给他的案子，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案子，否则他就要坐冷板凳。每个律师都至少有一两次违心地为他们所憎恨的罪犯辩护。关于这种事，圣·奥古斯丁写道：“我曾经屈从于你的观点，但我现在不会再为市井小人磨嘴皮子了，我温柔地退出这个职业，并没有吵闹不安地离开。那些年轻人、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为芝麻大点儿的事争吵，直至犯罪，让那些老糊涂们为他们辩护吧，反正我是不会再为他们的疯狂行为做辩护了。现在再有几天我就可以归田隐居了，剩下的日子我就暂时忍耐吧。我希望自己能按正常的方式退休。我的整个律师生涯都被人买走了，我不会再出卖我剩下的日子了。”罗马法庭论坛有种较高尚的论调，一切皆在于我。西塞罗拒绝为他认为有罪的人辩护。他认为律师作为法律这个复杂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歪曲真理，达到个人私利。但一般律师不会像西塞罗那样只有认为被告无罪才为他辩护。过去有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么做太傻了。有些律师可不管被告有没有罪，而是自己能不能为他辩护使他免罪，自己的辩护词有没有说服力。真正的律师应该能帮助陪审团得出正确的判决。现代法庭辩护应该是理性昭昭、完全正确、不容置疑。可以想象尽管有些诉讼案比较特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其中，但律师一想到最终的判决会产生一个抑郁悲伤的寡妇，他还是有所顾虑的。法庭上的机敏表现和庭外艰苦的业务学习和公正的品格学习是分不开的。从小律师做起才能最终成为法官。没有谁比法官更明正清廉、更刚直不阿、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更多了。
律师也许只能拿到官司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律师业等级严明。法官属于特权阶层，很多人都会鄙视他们、讨厌他们。这群善于诡辩的集团也许正在变小，人数正在变少。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有些以前不过是法庭点缀的小律师们思想境界已经得到提高，懂得尊重人性了。据我所知，很多律师已经将能在庭外和解的案子尽量拿到庭外去办；如果案子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他们就不接；如果委托人太穷拿不起钱，即便是处理的书信再多，提供的咨询再多他们也不收钱。而且这些律师往往是经验丰富、收费很高的一族。看到律师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真让人高兴。律师们俭朴、真诚地工作着。没有人比法官看到的世态炎凉、人情世故更多。如果他们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和纯洁的心灵真是太好了。
没有什么职业能像医生那样更讨人喜欢了。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法律过于严厉，严格评判人性的邪恶和真诚。但医学是像上帝一样高贵、仁慈的职业，以救死扶伤、挽救不幸为己任。现在我们能时不时听到医生嫌贫爱富的事。医生总体来说能掏出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像天使一样到穷人家里给他们看病、安慰他们。很遗憾医生没有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敬。想当内科大夫就要等很长时间、花大量金钱学习，还得坐着马车到处走才能找到愿意让自己看病的病人。人们希望医学教育和医学学位应该比现在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很多学医的年轻人考前恶补，考试通过后就获得了杀人、害人的执照，这太可悲了。现在有个消息让人很满意就是现在医学界里有能力、有资格的医生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拼搏，努力救死扶伤。他们没赚到大钱，但赚到了小钱。即便是最穷的医学学生也能通过努力成为富裕的大夫。你可以在正规医院当大夫；也可以当家庭医生；也可以当药剂师，通过建立关系开家药店；你也可以当大夫助理，得到公众认可后再行医。在外省和伦敦东部有和伦敦西部一样出名、职称的大夫。教会医院享有很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它们好像并没有作出什么杰出贡献。撇开教会医院不说，医生这个职业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职业。
教育职业也可以和医生职业相提并论。这一伟大、高贵的职业将会比现在更有发展。现在全国性教育刚刚开始普及。总有一天，全国范围内将普遍设立公共学校、私立学校、学院、大学，那时上学会更容易、更便宜。到那时，我们需要成百上千的校长管理学校。目前，我国的学校已经非常好了，但还有一部分学校有好有坏或不好不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评判他们的办学效率。我们希望国家教育有很大提高，期盼着建立组织性、科学性强的教育体制，加速教育发展赶超世界前列。
科学教育、技术教育、语言教育和各种行业教育，都将得到极大的发展。我们都很清楚，要想发展英国教育，必须在英国传统教育中渗透德国理念。现行教育很难做到因材施教。教育职业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现在一般私立学校的校长和普通主教的地位一样高。教育工作者的职责重大，他们塑造品格、影响受教育人的一生，理所应当受到相应的尊重。
教育职业是个很普通的职业，有很多神职人员也从事教育工作。很多大学尤其是剑桥，究竟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才，是衡量校长水平的主要标准。不过这个标准只能证明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如何，并不能证明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如何。从优秀学校本科毕业能很快获得硕士学位，再有了工作经验，就能得到升迁。所以好文凭意味着巨大的财富价值。辩论赛获胜者或优秀毕业生能找到年薪六位数的工作，而比他差一些的同学就没有这个好运气。优秀的校长会效仿阿诺德或布拉德利不但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培养学生的品格和才学。
国家通过竞争考试任用许多有识之士从事教育工作。印度内务部就是这样重要的国家机构，提拔并奖励教育界的优秀人员。大英帝国没有什么职业比教育更高贵了。在印度，从教人员有可能获得更光明的前途。品行端良、爱好有节制的人在印度生活花销不多、生活方式健康。内务部的考试公平公开，考试内容无所不包。要想通过考试，你就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你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没有古典文学和数学学位，也没关系，照样可以参加考试。如果你精通语言、文学、国家历史或其他学科，你的胜算就高一些。
187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席卷了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任命制确立起来，取代了竞争机制。在巴尔莫拉（注：苏格兰东北一城堡）颁布的法令开始了博大宏伟的英格兰赞助制度，同时颁布的法令还规定每个被任命的官员必须经过六个月的试用，如果被任命者不能胜任工作就要被撤换掉。这条法令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是我们现行教育的有效补充。要说政府任命多有成效似乎夸大其词。不过该项制度公之于众的时候，赞许之声不绝于耳。政府从没有像那时那样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过。公务人员从工作伊始一直到退休都要表现出众。可很多人在精力和能力都处于最佳时期的时候却不能完全发挥他的能力，失去了生活赋予他的机会。
谈到职业，我们还得说说陆军和海军军职。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毫无疑问使两种军队彰显了重要性。在军队靠钱是买不来任务的，我希望各地都要效仿这种做法。很遗憾，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不能只靠军饷活着，因为太少了。穷军官的处境和穷副牧师的处境很像。一切功劳都是自己做的，但别的军官却得到了升迁。希望不久的将来政府会努力使全国人民更喜欢军队工作，给予他们应得的军饷。我们拭目以待新政策的出台。
纵览各行各业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会发现有些专为社会奢侈阶级服务的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获得了相应的酬劳和名誉。而另外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则生活拮据、朝不保夕。另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衣食住行的行业能赚很多钱，而且收入十分稳定长久。人们往往愚蠢地比较各种职业和行业，这使人们产生了某种思维定式，认为某些工作就是为某个阶层所独断，进而产生等级制度。这种专制的等级制度十分低贱，是不具人性、不具基督精神的。好在这种等级制度正在逐步消失。作为基督徒，我们十分看重人际交往和人们的恻隐之心。人们之间的矛盾和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相比无足轻重。我们在生活里担当什么角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否演得精彩，演得简单还是复杂，演得龌龊还是高尚。打个比方，在剧中谁演国王、谁演英雄、谁演农民并不重要，关键是角色演得好不好。最卑贱的角色也能获得最高尚的荣耀。用《利希达斯》剧中的歌词说就是：
名望不是生长在人们心田的庄稼，
不是世间金灿灿、明晃晃的叶片，
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流言蜚语中，
而生长在纯洁人们的眼中，
万能的宙斯神最后评判
人们的功绩。
人间的善行在天堂会得到奖励。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用工作，用现代的流行语说就是“他托生了个好娘，有个好爹”。祖辈创造的功绩，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阶级观念是国家的力量之源，也是无用的摆设。国家有很多具体繁重的工作要做，而工人阶级的数量又少之又少。政治家就只能在生活富裕、不考虑收入的阶层中产生。因为，政治家在起步阶段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只有富人家的子弟才无须为柴米油盐发愁。从事文学也是一样。大量的文学界人士认为文学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很高的收入。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职业记者，需要他们贡献最佳才能。如果英国的新闻界不是由一批精英组成的话，那么英国的新闻界也就不能一统天下。不过我们不该把既纯洁又简单的文学当成一种职业。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文学当成职业了。每位作家都有独创思维，都有有价值的经验，都和其他作家有不同之处，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成为作家群的一员。这些人投身文学是为了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挣口饭吃。他们有闲情雅致、有经济依靠能够潜心构思。如果有好题材，他可以像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多年只潜心写作，平静地忍受大众的遗忘，坚信时间会给他们应得的大众的认可。培根将他的作品赠给了王室后裔，斯威夫特将他的书留给了子孙后代，他们都没有将作品直接发表。只有受过教育、生活富裕的人才能不贪图名利，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掘真理中去。这是国家之大幸，是国家文学史之大幸。慈善事业也是如此。基督徒工作就是为了向上帝奉献，他们要探视穷人和教育无知的人。在复杂庞大的机构里，如果将慈善事业交给那些已经被工作弄得筋疲力尽的人来干是干不好的。应该起用那些时间宽裕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应该站在社会慈善事业的前锋。因为自身条件优越，他们可以不受金钱名利的诱惑，不为反对力量所左右，他们还可以做职业政治家的先锋军。国人应该轻财而重德。
已故的爱德华·登申是我们的绝佳典范，他为工人阶级做出了巨大牺牲，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和提高做贡献。我们还能想起很多活着的伟大人士，但好像有个不好的社会传统，我们只在伟人死后才颂扬他们的美德。皮博迪先生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也是这种卓越人物。登申先生的回忆录和金斯宕勋爵的回忆录、布劳顿以及齐切斯特的回忆录都是私下印刷的，后来才公开发行。《星期六评论报》登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写作，帮助我们理解慈善事业。这篇文章风格隽永、绚丽无比：
“他1840年出生于索尔兹伯里（注：英格兰南部一城市，位于南安普敦西北），是主教的儿子，平民院议员的侄子。他在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学习过。因为在学校时参加赛艇训练过度毁了身体，所以没能获得父亲和三个叔伯一样耀眼的学习成绩。他到马爹利（注：大西洋的小岛名，该地产的白葡萄酒很著名）、意大利、法国南部、博内茅斯（注：英国南部一自治村镇，位于南安普敦西南部英吉利海峡入口。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地和精细艺术中心）进行肺部康复疗养时写过很多信。我们可以断定身体欠佳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但无论到何处他都十分关心穷人疾苦。从1862年到1870年去世，他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有效办法提高穷苦人的生活。理论成熟后，他去了思戴普尼亲自解决东部人民的疾苦。他在麦尔安路和菲尔颇街交汇处捐钱，建了所穷人家孩子的学校，他本人在那儿教成年穷人。1868年他代表纽华克教区参加竞选，因为演讲风格坦率独立脱颖而出，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为期一年。他在国会的处女演讲引起了国会内外对穷人的关注，最终促使克兰斯先生于1869年5月10日推行了扶贫法令。然而议会的艰苦工作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不能再从事他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了。为了恢复健康，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英国，去格恩西岛（注：大不列颠南部一岛屿）休养。他一直想到美国考察一下他毕生从事的工作。最后终于成行，坐船去了墨尔本（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东部城市，临印第安纳河，位于可可海滩以南，一个冬季度假胜地）。但旅行严重破坏了他的健康，在登陆两周后，他于1870年1月26日去世。
寥寥数笔不能记述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更无法再现他的行为理论。他思想成熟、精神境界丰富，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实质。只有深入研究他的书信才能洞悉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工作。他尽管偶尔流露出担心害怕，但内心绝不狭隘、怯懦，也从未考虑过什么为自己着想的权宜之计。他受过良好的培养和教育，绝不会突然改变个性或匆忙做出任何选择。出于小心谨慎，他从不参与任何潜水项目或协会，不太满意那些组织者的智商。有一次他写道：“我已准备好了种葡萄，但我决不会模仿别人的古怪做法。”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别人邀请他加入教堂协会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属于最好的协会了，这个协会是受到上帝庇佑的所有虔诚教徒的协会”。无论是从事宗教、政治还是社会科学，他都希望多多实践。他坚信如果没有实践，就会与现实脱节，被人指责为温室里的花草。他宁肯不合时宜地不完全相信法律，而和同志们一道凭空闯出一条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路子。他并不完全信奉极端主义党派的党章。在生活中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真正的生活，”他写道，“不是参加晚宴或随便闲聊几句，也不是打打板球、跳跳舞。”文学和研究是他毕生的爱好，文学和研究提高他的天赋，使他更有能力为人们造福。他在伦敦东部给一屋子的码头工人讲圣经基础知识，以人性、自然宗教和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例进行讲解。毋庸置疑，他的讲解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就像受洗者约翰在稀稀落落的犹太教集会上站起来说，“酒店老板和妓女也可以来，我可以让他们悔过”。他推行有教无类的思想，否则受洗的人不会多。如果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也分人，那么想想，基督教又怎么能建立呢？在布道之后，他并不担心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教义。没人会抨击自己的兄弟，他只是给他们醍醐灌顶，让他们幡然醒悟。在信里他还不自觉地流露出自我牺牲的克己精神。一月份他滑完冰以后很愉快，但他却说以后要坚决彻底地放弃滑冰，因为很多兄弟们都在受苦，自己玩乐是有罪的。1867年9月他写道：“我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在皮卡迪利大街（注：伦敦的繁华街道）上散散步就已经让我激动不已。我十天才出去散一次步，这样我会更激动快乐。”
“爱德华·登申全身心地投入到为贫苦大众的工作中去，只要有工作可做，他无不全心全意去做。他相信伦敦东部的人民之所以生活得如此艰苦，是因为没有高层人士住在那儿，是因为劳动条件太艰苦。需要有位绅士振臂一呼，让政府知道他们工作之艰辛，如果真有这么位绅士，那他的工作价值就是无法估量的。他在信中极其幽默、精确地描述了建立扶贫总部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和时髦、商业化的伦敦形成了强烈反差。他没有伸手要政府和贵族施舍的面包、肉和钱财，而是和同志们一道用激进方法处理日益严重的贫穷问题，积极同贫困做斗争。他担当起义务福音传道者的重任，反对人们不信宗教和对贫苦漠不关心的态度，成为觉悟较高工人协会的精神领袖。如果情况需要，他还积极、满怀希望地教孩子和成年人。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不加选择地乱进行慈善布施是很可笑的，单纯地给钱只会破坏新颁布的扶贫法案的实施。他读书、思考、到处旅行，无论旅行到何处，都会仔细看看穷人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有了保障。
他在早年的书信中感叹很多人工作未完就过早地死去了，因为结尾粗糙，把前边的工作都毁了。他们希望的双翼被斩断了。从上帝的眼光看，他们死的不是时候。他们目标远大、志向宏伟，上帝应该允许他们完成目标，让他们活得更长一些，这样后来的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事情的结局不应因为他们的突然离世而改变。
我们必须承认选择职业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去从事某项职业，那么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最好、最切合实际的建议是应该理解年轻人的倾向和偏好。年轻人应该早早立下人生志向并为之奋斗。不幸的是，很多年轻人生来没有人生目标、散漫懒惰，我们绝不赞成这种生活方式。只有人生目标明确才能赋予人力量和精力。当我们感到人生路迷雾重重就会极度困惑，不知道该不该改变人生方向。如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上帝也会指引我们。如果我们能明白神圣的诗人所写的如何选择人生路，也许在以后漫长艰苦的岁月中反复吟诵这样的诗句：
引导我，仁慈的光明，在这四维的阴暗中，
引导我前行。
夜如此漆黑，我离家很远；
请你指引我。
指引我的脚步，我并不要求看见
远处的景物；引领我一步就足够。
我不会总是这样，祈求你
引导我。
我要看见，我要选择我自己的道路，但是现在
请你引导我。
我过去喜欢浮华绚丽，而不是恐惧，
高傲占据了我的意志；我要忘掉我过去的日子。
你的爱宽恕了我，它仍旧
引导我前行，
穿过沼泽和篱笆，越过山岩和急流，直到
黑夜过去。
待到明天，天使绽开笑脸，
我如此深爱的，曾一度失去的笑脸。
杀人犯吊死才好，而辩护律师却要尽一切所能让他在绞刑架下逃生，这种案子真让人忍无可忍。事实上，作为律师他只能接受交给他的案子，无权选择什么样的案子，否则他就要坐冷板凳。每个律师都至少有一两次违心地为他们所憎恨的罪犯辩护。关于这种事，圣·奥古斯丁写道：“我曾经屈从于你的观点，但我现在不会再为市井小人磨嘴皮子了，我温柔地退出这个职业，并没有吵闹不安地离开。那些年轻人、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为芝麻大点儿的事争吵，直至犯罪，让那些老糊涂们为他们辩护吧，反正我是不会再为他们的疯狂行为做辩护了。现在再有几天我就可以归田隐居了，剩下的日子我就暂时忍耐吧。我希望自己能按正常的方式退休。我的整个律师生涯都被人买走了，我不会再出卖我剩下的日子了。”罗马法庭论坛有种较高尚的论调，一切皆在于我。西塞罗拒绝为他认为有罪的人辩护。他认为律师作为法律这个复杂机器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寻求真理，而不是歪曲真理，达到个人私利。但一般律师不会像西塞罗那样只有认为被告无罪才为他辩护。过去有段时间人们认为这么做太傻了。有些律师可不管被告有没有罪，而是自己能不能为他辩护使他免罪，自己的辩护词有没有说服力。真正的律师应该能帮助陪审团得出正确的判决。现代法庭辩护应该是理性昭昭、完全正确、不容置疑。可以想象尽管有些诉讼案比较特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纠葛其中，但律师一想到最终的判决会产生一个抑郁悲伤的寡妇，他还是有所顾虑的。法庭上的机敏表现和庭外艰苦的业务学习和公正的品格学习是分不开的。从小律师做起才能最终成为法官。没有谁比法官更明正清廉、更刚直不阿、为国家作出的贡献更多了。
律师也许只能拿到官司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律师业等级严明。法官属于特权阶层，很多人都会鄙视他们、讨厌他们。这群善于诡辩的集团也许正在变小，人数正在变少。我很高兴地了解到有些以前不过是法庭点缀的小律师们思想境界已经得到提高，懂得尊重人性了。据我所知，很多律师已经将能在庭外和解的案子尽量拿到庭外去办；如果案子没有任何正义可言，他们就不接；如果委托人太穷拿不起钱，即便是处理的书信再多，提供的咨询再多他们也不收钱。而且这些律师往往是经验丰富、收费很高的一族。看到律师的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真让人高兴。律师们俭朴、真诚地工作着。没有人比法官看到的世态炎凉、人情世故更多。如果他们在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后仍能保持健康的心态和纯洁的心灵真是太好了。
没有什么职业能像医生那样更讨人喜欢了。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法律过于严厉，严格评判人性的邪恶和真诚。但医学是像上帝一样高贵、仁慈的职业，以救死扶伤、挽救不幸为己任。现在我们能时不时听到医生嫌贫爱富的事。医生总体来说能掏出自己辛辛苦苦赚的钱，像天使一样到穷人家里给他们看病、安慰他们。很遗憾医生没有受到全社会的普遍尊敬。想当内科大夫就要等很长时间、花大量金钱学习，还得坐着马车到处走才能找到愿意让自己看病的病人。人们希望医学教育和医学学位应该比现在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很多学医的年轻人考前恶补，考试通过后就获得了杀人、害人的执照，这太可悲了。现在有个消息让人很满意就是现在医学界里有能力、有资格的医生越来越多，他们不断拼搏，努力救死扶伤。他们没赚到大钱，但赚到了小钱。即便是最穷的医学学生也能通过努力成为富裕的大夫。你可以在正规医院当大夫；也可以当家庭医生；也可以当药剂师，通过建立关系开家药店；你也可以当大夫助理，得到公众认可后再行医。在外省和伦敦东部有和伦敦西部一样出名、职称的大夫。教会医院享有很重要的社会地位，但它们好像并没有作出什么杰出贡献。撇开教会医院不说，医生这个职业是非常光荣伟大的职业。
教育职业也可以和医生职业相提并论。这一伟大、高贵的职业将会比现在更有发展。现在全国性教育刚刚开始普及。总有一天，全国范围内将普遍设立公共学校、私立学校、学院、大学，那时上学会更容易、更便宜。到那时，我们需要成百上千的校长管理学校。目前，我国的学校已经非常好了，但还有一部分学校有好有坏或不好不坏，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评判他们的办学效率。我们希望国家教育有很大提高，期盼着建立组织性、科学性强的教育体制，加速教育发展赶超世界前列。
科学教育、技术教育、语言教育和各种行业教育，都将得到极大的发展。我们都很清楚，要想发展英国教育，必须在英国传统教育中渗透德国理念。现行教育很难做到因材施教。教育职业社会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重要。现在一般私立学校的校长和普通主教的地位一样高。教育工作者的职责重大，他们塑造品格、影响受教育人的一生，理所应当受到相应的尊重。
教育职业是个很普通的职业，有很多神职人员也从事教育工作。很多大学尤其是剑桥，究竟培养出了什么样的人才，是衡量校长水平的主要标准。不过这个标准只能证明学生学习知识的能力如何，并不能证明学生运用知识的能力如何。从优秀学校本科毕业能很快获得硕士学位，再有了工作经验，就能得到升迁。所以好文凭意味着巨大的财富价值。辩论赛获胜者或优秀毕业生能找到年薪六位数的工作，而比他差一些的同学就没有这个好运气。优秀的校长会效仿阿诺德或布拉德利不但教好书，还要育好人，培养学生的品格和才学。
国家通过竞争考试任用许多有识之士从事教育工作。印度内务部就是这样重要的国家机构，提拔并奖励教育界的优秀人员。大英帝国没有什么职业比教育更高贵了。在印度，从教人员有可能获得更光明的前途。品行端良、爱好有节制的人在印度生活花销不多、生活方式健康。内务部的考试公平公开，考试内容无所不包。要想通过考试，你就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如果你没有受过大学教育，没有古典文学和数学学位，也没关系，照样可以参加考试。如果你精通语言、文学、国家历史或其他学科，你的胜算就高一些。
1870年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席卷了大英帝国的各个角落。任命制确立起来，取代了竞争机制。在巴尔莫拉（注：苏格兰东北一城堡）颁布的法令开始了博大宏伟的英格兰赞助制度，同时颁布的法令还规定每个被任命的官员必须经过六个月的试用，如果被任命者不能胜任工作就要被撤换掉。这条法令极大地推动了全国教育的发展，是我们现行教育的有效补充。要说政府任命多有成效似乎夸大其词。不过该项制度公之于众的时候，赞许之声不绝于耳。政府从没有像那时那样尽心尽力为人民服务过。公务人员从工作伊始一直到退休都要表现出众。可很多人在精力和能力都处于最佳时期的时候却不能完全发挥他的能力，失去了生活赋予他的机会。
谈到职业，我们还得说说陆军和海军军职。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毫无疑问使两种军队彰显了重要性。在军队靠钱是买不来任务的，我希望各地都要效仿这种做法。很遗憾，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不能只靠军饷活着，因为太少了。穷军官的处境和穷副牧师的处境很像。一切功劳都是自己做的，但别的军官却得到了升迁。希望不久的将来政府会努力使全国人民更喜欢军队工作，给予他们应得的军饷。我们拭目以待新政策的出台。
纵览各行各业是很有意思的事，我们会发现有些专为社会奢侈阶级服务的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获得了相应的酬劳和名誉。而另外一些艺术家、建筑师和作家则生活拮据、朝不保夕。另外一些关系国计民生、衣食住行的行业能赚很多钱，而且收入十分稳定长久。人们往往愚蠢地比较各种职业和行业，这使人们产生了某种思维定式，认为某些工作就是为某个阶层所独断，进而产生等级制度。这种专制的等级制度十分低贱，是不具人性、不具基督精神的。好在这种等级制度正在逐步消失。作为基督徒，我们十分看重人际交往和人们的恻隐之心。人们之间的矛盾和人们之间的和谐关系相比无足轻重。我们在生活里担当什么角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扮演我们的角色，我们是否演得精彩，演得简单还是复杂，演得龌龊还是高尚。打个比方，在剧中谁演国王、谁演英雄、谁演农民并不重要，关键是角色演得好不好。最卑贱的角色也能获得最高尚的荣耀。用《利希达斯》剧中的歌词说就是：
名望不是生长在人们心田的庄稼，
不是世间金灿灿、明晃晃的叶片，
它不存在于人们的流言蜚语中，
而生长在纯洁人们的眼中，
万能的宙斯神最后评判
人们的功绩。
人间的善行在天堂会得到奖励。
当然，现在还有很多人不用工作，用现代的流行语说就是“他托生了个好娘，有个好爹”。祖辈创造的功绩，他只要坐享其成就可以了。阶级观念是国家的力量之源，也是无用的摆设。国家有很多具体繁重的工作要做，而工人阶级的数量又少之又少。政治家就只能在生活富裕、不考虑收入的阶层中产生。因为，政治家在起步阶段是没有什么收入的，只有富人家的子弟才无须为柴米油盐发愁。从事文学也是一样。大量的文学界人士认为文学不像其他行业那样有很高的收入。我们的社会需要大量的职业记者，需要他们贡献最佳才能。如果英国的新闻界不是由一批精英组成的话，那么英国的新闻界也就不能一统天下。不过我们不该把既纯洁又简单的文学当成一种职业。遗憾的是很多人都把文学当成职业了。每位作家都有独创思维，都有有价值的经验，都和其他作家有不同之处，应该把自己的东西写出来，成为作家群的一员。这些人投身文学是为了祖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挣口饭吃。他们有闲情雅致、有经济依靠能够潜心构思。如果有好题材，他可以像罗马诗人贺拉斯一样多年只潜心写作，平静地忍受大众的遗忘，坚信时间会给他们应得的大众的认可。培根将他的作品赠给了王室后裔，斯威夫特将他的书留给了子孙后代，他们都没有将作品直接发表。只有受过教育、生活富裕的人才能不贪图名利，全身心地投入到挖掘真理中去。这是国家之大幸，是国家文学史之大幸。慈善事业也是如此。基督徒工作就是为了向上帝奉献，他们要探视穷人和教育无知的人。在复杂庞大的机构里，如果将慈善事业交给那些已经被工作弄得筋疲力尽的人来干是干不好的。应该起用那些时间宽裕又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应该站在社会慈善事业的前锋。因为自身条件优越，他们可以不受金钱名利的诱惑，不为反对力量所左右，他们还可以做职业政治家的先锋军。国人应该轻财而重德。
已故的爱德华·登申是我们的绝佳典范，他为工人阶级做出了巨大牺牲，全心全意地为工人阶级生活改善和提高做贡献。我们还能想起很多活着的伟大人士，但好像有个不好的社会传统，我们只在伟人死后才颂扬他们的美德。皮博迪先生和沙夫茨伯里勋爵也是这种卓越人物。登申先生的回忆录和金斯宕勋爵的回忆录、布劳顿以及齐切斯特的回忆录都是私下印刷的，后来才公开发行。《星期六评论报》登的文章能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写作，帮助我们理解慈善事业。这篇文章风格隽永、绚丽无比：
“他1840年出生于索尔兹伯里（注：英格兰南部一城市，位于南安普敦西北），是主教的儿子，平民院议员的侄子。他在伊顿公学和基督教堂学院学习过。因为在学校时参加赛艇训练过度毁了身体，所以没能获得父亲和三个叔伯一样耀眼的学习成绩。他到马爹利（注：大西洋的小岛名，该地产的白葡萄酒很著名）、意大利、法国南部、博内茅斯（注：英国南部一自治村镇，位于南安普敦西南部英吉利海峡入口。是一个受欢迎的旅游地和精细艺术中心）进行肺部康复疗养时写过很多信。我们可以断定身体欠佳影响了他的事业发展。但无论到何处他都十分关心穷人疾苦。从1862年到1870年去世，他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有效办法提高穷苦人的生活。理论成熟后，他去了思戴普尼亲自解决东部人民的疾苦。他在麦尔安路和菲尔颇街交汇处捐钱，建了所穷人家孩子的学校，他本人在那儿教成年穷人。1868年他代表纽华克教区参加竞选，因为演讲风格坦率独立脱颖而出，成功当选国会议员，为期一年。他在国会的处女演讲引起了国会内外对穷人的关注，最终促使克兰斯先生于1869年5月10日推行了扶贫法令。然而议会的艰苦工作使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他不能再从事他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了。为了恢复健康，他不得不再次离开英国，去格恩西岛（注：大不列颠南部一岛屿）休养。他一直想到美国考察一下他毕生从事的工作。最后终于成行，坐船去了墨尔本（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东部城市，临印第安纳河，位于可可海滩以南，一个冬季度假胜地）。但旅行严重破坏了他的健康，在登陆两周后，他于1870年1月26日去世。
寥寥数笔不能记述他一生的丰功伟绩，更无法再现他的行为理论。他思想成熟、精神境界丰富，能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抓住实质。只有深入研究他的书信才能洞悉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工作。他尽管偶尔流露出担心害怕，但内心绝不狭隘、怯懦，也从未考虑过什么为自己着想的权宜之计。他受过良好的培养和教育，绝不会突然改变个性或匆忙做出任何选择。出于小心谨慎，他从不参与任何潜水项目或协会，不太满意那些组织者的智商。有一次他写道：“我已准备好了种葡萄，但我决不会模仿别人的古怪做法。”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别人邀请他加入教堂协会的时候他拒绝了，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属于最好的协会了，这个协会是受到上帝庇佑的所有虔诚教徒的协会”。无论是从事宗教、政治还是社会科学，他都希望多多实践。他坚信如果没有实践，就会与现实脱节，被人指责为温室里的花草。他宁肯不合时宜地不完全相信法律，而和同志们一道凭空闯出一条提高人们道德水平的路子。他并不完全信奉极端主义党派的党章。在生活中没有什么能阻止他。“真正的生活，”他写道，“不是参加晚宴或随便闲聊几句，也不是打打板球、跳跳舞。”文学和研究是他毕生的爱好，文学和研究提高他的天赋，使他更有能力为人们造福。他在伦敦东部给一屋子的码头工人讲圣经基础知识，以人性、自然宗教和国家源远流长的历史为例进行讲解。毋庸置疑，他的讲解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就像受洗者约翰在稀稀落落的犹太教集会上站起来说，“酒店老板和妓女也可以来，我可以让他们悔过”。他推行有教无类的思想，否则受洗的人不会多。如果基督在传道的时候也分人，那么想想，基督教又怎么能建立呢？在布道之后，他并不担心人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教义。没人会抨击自己的兄弟，他只是给他们醍醐灌顶，让他们幡然醒悟。在信里他还不自觉地流露出自我牺牲的克己精神。一月份他滑完冰以后很愉快，但他却说以后要坚决彻底地放弃滑冰，因为很多兄弟们都在受苦，自己玩乐是有罪的。1867年9月他写道：“我已经达到了这种境界，在皮卡迪利大街（注：伦敦的繁华街道）上散散步就已经让我激动不已。我十天才出去散一次步，这样我会更激动快乐。”
“爱德华·登申全身心地投入到为贫苦大众的工作中去，只要有工作可做，他无不全心全意去做。他相信伦敦东部的人民之所以生活得如此艰苦，是因为没有高层人士住在那儿，是因为劳动条件太艰苦。需要有位绅士振臂一呼，让政府知道他们工作之艰辛，如果真有这么位绅士，那他的工作价值就是无法估量的。他在信中极其幽默、精确地描述了建立扶贫总部的地理位置。这个地方和时髦、商业化的伦敦形成了强烈反差。他没有伸手要政府和贵族施舍的面包、肉和钱财，而是和同志们一道用激进方法处理日益严重的贫穷问题，积极同贫困做斗争。他担当起义务福音传道者的重任，反对人们不信宗教和对贫苦漠不关心的态度，成为觉悟较高工人协会的精神领袖。如果情况需要，他还积极、满怀希望地教孩子和成年人。他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不加选择地乱进行慈善布施是很可笑的，单纯地给钱只会破坏新颁布的扶贫法案的实施。他读书、思考、到处旅行，无论旅行到何处，都会仔细看看穷人的生活是不是真的有了保障。
他在早年的书信中感叹很多人工作未完就过早地死去了，因为结尾粗糙，把前边的工作都毁了。他们希望的双翼被斩断了。从上帝的眼光看，他们死的不是时候。他们目标远大、志向宏伟，上帝应该允许他们完成目标，让他们活得更长一些，这样后来的很多问题就都解决了。事情的结局不应因为他们的突然离世而改变。
我们必须承认选择职业是人生的重要转折点。如果一个人选择不去从事某项职业，那么他一定有充分的理由。最好、最切合实际的建议是应该理解年轻人的倾向和偏好。年轻人应该早早立下人生志向并为之奋斗。不幸的是，很多年轻人生来没有人生目标、散漫懒惰，我们绝不赞成这种生活方式。只有人生目标明确才能赋予人力量和精力。当我们感到人生路迷雾重重就会极度困惑，不知道该不该改变人生方向。如果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上帝也会指引我们。如果我们能明白神圣的诗人所写的如何选择人生路，也许在以后漫长艰苦的岁月中反复吟诵这样的诗句：
引导我，仁慈的光明，在这四维的阴暗中，
引导我前行。
夜如此漆黑，我离家很远；
请你指引我。
指引我的脚步，我并不要求看见
远处的景物；引领我一步就足够。
我不会总是这样，祈求你
引导我。
我要看见，我要选择我自己的道路，但是现在
请你引导我。
我过去喜欢浮华绚丽，而不是恐惧，
高傲占据了我的意志；我要忘掉我过去的日子。
你的爱宽恕了我，它仍旧
引导我前行，
穿过沼泽和篱笆，越过山岩和急流，直到
黑夜过去。
待到明天，天使绽开笑脸，
我如此深爱的，曾一度失去的笑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