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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教授与王淦昌教授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
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在双修寺外，是好大一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茶树叶香。那时真属于抗战中的世外桃园了。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一段时间公费餐费用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学生们，但没有什么菜。
就是有菜，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就更不要讲了。
学校的校工们就做起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口袋里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真叫做打打牙祭。女同学说男生们吃饭多，就说他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嘛。学生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了。
有的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客气点，我就帮你们提水了，说她们女生是水桶，谁叫你们说我们男生是饭桶的？
然而最终让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入物理系的，则是束星北与王淦昌的物理讨论会。物理系搬迁到湄潭后，系里给四年级的学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物理讨论”，分甲、乙两种，甲种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种则是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每逢周末，束星北的侄子束慰曾都会约上李政道，从永兴去湄潭听“物理讨论”课。
王淦昌教授开课的时候呢，束星北教授也就坐到学生下面去听，这个束星北教授开课的时候，王淦昌教授他也在下面听。
每一次上课都有学生读一本书，做报告，然后经过大家讨论，争论的不得了，两个教授老师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比如说王老师的观点跟束星北老师的观点不一样，束星北老师不服输，王老师也不服输，两个人就在课堂上争起来，甚至争着争着在桌子上，拍桌子啦，大声叫，当然不会到了打架程度了，不会了，但是同学们感觉到非常严肃地看着他们两个老师吵。
据原国立浙江大学物理系的同学，或上过这两位教授的课的同学回忆：束教授声音大，他那个嗓子多粗啊，但王教授声音也蛮大，不过束教授声音大，他因为他个子大，他的声音本来就是大，本来就大，但是学生们听得出来，就是两个人都不太服输。
但是，争论归争论，争过以后好朋友，照样喝茶照样喝酒，但是课堂上的话，那是一步也不让。
在听了几次束星北教授与王淦昌教授争论激烈的物理讨论课之后，李政道决定从化工系转到物理系，这个违背父亲意愿的决定彻底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转系的申请得到校方的同意，于是李政道经常跑到湄潭的双修寺阅览图书里看书。看得久了，李政道就忘了时间。
夜深了，干脆枕着一本美国《物理评论》杂志的合订本，睡在双修寺。在双修寺外，是好大一片碧绿的茶场，夏日里，整日飘着淡淡的茶树叶香。那时真属于抗战中的世外桃园了。
李政道虽家境富裕，但两年的逃难的生活已让他脱尽了身上的娇气，但永兴的生活和学习条件实在太差。从1941年开始，大后方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浙江大学的公费餐一桌八人，早餐只有稀饭、黄豆，中餐和晚餐通常是两碗油盐不足的素菜。
一段时间公费餐费用太少，物价涨的很厉害，只能把饭煮好，供应学生们，但没有什么菜。
就是有菜，盐也不够，贵州盐很贵，油就更不要讲了。
学校的校工们就做起个小生意，他们买几块肉，拿最便宜的猪头肉，他们就做成大肉，切成一片一片，用酱油把它煮起来以后。那个时候是两分钱到五分钱一片，口袋里有的时候有钱，可以星期天，或者一个星期有两次一次，去买这么一片、两片，真叫做打打牙祭。女同学说男生们吃饭多，就说他们是饭桶。但是女同学用水多，用水多嘛，她要洗洗嘛。学生们在湄潭的时候，女同学那个寝室在那个山顶上，男同学在山底下，她们从山这边翻越回来，要提着两个水瓶，三个水瓶，提着回去用，有时候一不小心摔了，水瓶就打烂了。
有的男同学就恶作剧地就笑，客气点，我就帮你们提水了，说她们女生是水桶，谁叫你们说我们男生是饭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