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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福儒里后，洪衍武和陈力泉没直接进洪家的门。
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跑了一趟银行，把钱都取了出来。然后再加上“邹蛤蟆”给的四百块和尤三“份儿钱”的一百块，凑上了一个整数。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块金表，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还不好出手，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也就是尤三“份儿钱”剩余的八十多块了。
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身上总不能净光净。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陈力泉一人一半，把这点儿“叶子”给“劈”了。
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
就这样，傍晚六点钟左右，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
可满心欢喜的他们，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
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而是看儿子的脸，使劲地看，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
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他的心里极为酸涩，根本不用再说什么，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
“妈，东西我拿回来了。您看看……”
果然，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愈加惊惧。
“你……真的去了……伤人了没有？出事儿了？”王蕴琳不去接包裹，只一边着急关门，一边急切地询问。
“洪大妈（旧日妇女从夫姓，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点儿后遗症没有，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
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
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蕴琳还是相信的。
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
那一天晚上，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称谢不已。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
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
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打心里说，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
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处，也叫劳改工作处，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
当年有人曾戏言，说在我国的“处长”中，谁也没有“京城公安局五处”的处长大。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包括了劳改、劳教、就业和干部、职工，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只进不出”。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监督劳教，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教养”安排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对“就业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越来越多，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
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就业人员”越多，公安局五处的“消化不良”就越严重，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
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就业政策”的几年，还对就业人员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
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 -->>
回到福儒里后，洪衍武和陈力泉没直接进洪家的门。
而是先去西院陈力泉家拿了泉子妈的存折，跑了一趟银行，把钱都取了出来。然后再加上“邹蛤蟆”给的四百块和尤三“份儿钱”的一百块，凑上了一个整数。他们这才带着钱和东西一起回了洪家。
至于那块金表，洪衍武觉着卖也不过百十来块，还不好出手，就说服陈力泉先留下了。而此刻他们俩身上的全部财产，也就是尤三“份儿钱”剩余的八十多块了。
毕竟是这么大的人了，身上总不能净光净。又考虑到还得外出办事，免不了要些交际开销。于是这点儿钱洪衍武也就没上交，而是二一添作五，和陈力泉一人一半，把这点儿“叶子”给“劈”了。
而那些同样来自尤三的票证因为说不清来路，自然也没法交给家里，还得暂时搁他自己手里。
就这样，傍晚六点钟左右，洪衍武和陈力泉带着厚厚一沓子大团结和包在黄绫子里的翡翠扁方，兴冲冲地走进了洪家的堂屋。
可满心欢喜的他们，没想到才刚一打开门，还没来得及拿出东西来，王蕴琳就一下子迎了过来。
王蕴琳并不是看洪衍武是不是带着扁方回来了，而是看儿子的脸，使劲地看，似乎不太相信这是洪衍武的脸。好像自己的儿子能回到家里是一件非常不可能的事，是一件很难以置信的事似的。
这一下就把洪衍武满载而归的情绪全弄没有了，他的心里极为酸涩，根本不用再说什么，他就明白母亲一个下午都在为他提心吊胆。
“妈，东西我拿回来了。您看看……”
果然，见洪衍武掏出那黄绫子包裹的一刻，王蕴琳非但没一点高兴的样子，反而愈加惊惧。
“你……真的去了……伤人了没有？出事儿了？”王蕴琳不去接包裹，只一边着急关门，一边急切地询问。
“洪大妈（旧日妇女从夫姓，所以对王蕴琳这代人，往往惯以其夫姓氏称谓），您放心，我跟小武去的，一点儿后遗症没有，小武今儿的事儿办得相当漂亮……”
最后还是陈力泉接过了话茬，然后一五一十把今天的经过跟王蕴琳讲述了一遍。
陈力泉是整条胡同有名儿的实诚人，不同于瞎话张嘴就来的洪衍武，他这人一说谎就紧张结巴，所以见他如此坦然的描述，王蕴琳还是相信的。
听闻邹顺才已经落魄成如此境地，王蕴琳最终安心地长舒了一口气，她再望向儿子的目光也就由忧虑、恐惧变成了欣慰和欢喜。
那一天晚上，不仅以陈力泉名义凑上的一千块钱让王蕴琳份外感动，称谢不已。而且能再次见到失之复得的祖物，也着实让王蕴琳喜极而泣。
而由于王蕴琳反复抚摸着翡翠扁方，久久也舍不得撒手，洪衍武好奇下经问过才知，这翡翠扁方竟然是他的姥姥留给母亲唯一的物品。
这不免让他觉得母亲可怜至极，因为父亲治病的费用虽然已经有了希望，可这件东西一旦变卖，很可能母亲终其一生也再难见到这个物件了。
洪衍武第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喜忧参半的伤感。打心里说，他实在有些恨自己的无能，如果可以，他真的希望能用别的法子凑上给父亲治病的钱，能让这件东西永远陪在母亲的身边。
就这样，看着灯下独自陷入往事回忆中的母亲，听着父亲因疼痛引起的吭哧声，他也在一种极为矛盾的心情下，呆呆地出了神……
1977年3月24日，周一。
这是洪衍武回来的第三天。
王蕴琳一大早就用公用电话跟工厂请了假，她今天要带着扁方去各处询价。而陈力泉则用饭盒带着王蕴琳给留好的饭菜，照常去上班。
至于洪衍武，他也有自己的事要办，那就是去公安局五处询问一下如何办理把户口从茶淀迁京的事情。
京城公安局第五处，也叫劳改工作处，即后来的京城劳改局的前身。
当年有人曾戏言，说在我国的“处长”中，谁也没有“京城公安局五处”的处长大。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在劳改工作处管辖之下的人，包括了劳改、劳教、就业和干部、职工，总人数要在十万以上。
怎么会有这么多人呢？
还是因为劳动教养的政策当时是“只进不出”。公安机关不但要负责抓人，监督劳教，解教之后还要负责给“教养”安排工作。
那个年代，正是就业人员对“就业政策”最不满的时候。因为历年刑满的犯人和到期的教养分子，越来越多，几乎全部留在劳改单位就业。
小小一个公安五处，可以说是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随着“就业人员”越多，公安局五处的“消化不良”就越严重，这些人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
比如在茶淀开头实行“就业政策”的几年，还对就业人员称为“就业职工”，可以参加工会，干得出色的，还有去北戴河休养的机会，工资一般都有四十多块。
因此大多数人都比较安定，或把家小接来，或在农村找个对象成家。
可这种好日子不长久，没过几年，“就业职工”改称“就业人员”了。不但工会被取消了，新就业的，工资一般只有三十二元，低的仅能得到二十五元。
特别是“运动”以后，“就业人员”又成了专（政）对象，年假休息一律不许外出，一年只给七天事假回家探亲，转场的时候还要用枪押送。到了这会儿，“就业人员”那才是，“有了吃的没用的，有了用的没吃的。”
于是在“运动”末期，高压逐渐减轻的情形下，“就业人员”中就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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