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宛若游龙，飘若惊鸿
王羲之与魏晋书法
讲魏晋风流而不讲书法，是不可以的。
书法是中国人特有的艺术，老外基本上没有书法这一行。英文中有个词叫Calligraphy，说的也是字的写法，但顶多相当于中国人写艺术字，跟中国书法境界相差太远。中国书法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变成Chinese Calligraphy，实在是不得已，是很委屈的。我想，把“中国书法”译成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或者 The Chinese Art of Writing Characters，也许要好一点吧。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发蒙开始就要拿毛笔写字，一直写到老。如果一个人字写得丑，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反之，如果字写得漂亮，就会得到别人的欣赏。用现在的事情打比方，一个人的字就像一张带照片的名片，眉清目秀跟面目可憎，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古代知识分子很少，魏晋及其之前能读书的都是贵族，所以书法也就是贵族们的名片，名片丑了怎么好意思递出去？
中国古人讲“书画同源”，是说中国的画和书法是同一个源头，都是用毛笔在绢或纸上运行，技巧也相似。虽然书画同源，但是书在画先，在中国人的眼里，书法是比绘画更高一级的艺术。这一点跟现代人的观念颇不一致。
魏晋时代中国书法已经完全成熟，篆、隶、真（楷）、行、草，没有一样没有大名家。那个时代士族精英分子对书法的爱好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凡名士几乎没有不看重书艺的。一个大家族里有人字写得好，就会带动这个家族其他有天分的人，书法技巧也就代代相传，以至于出现了很多人才辈出的书法家族，这是魏晋以前和以后都不多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最大的两个门阀家族，琅邪（今山东临沂）王氏和陈郡（今河南太康）谢氏都是有名的书法大族，特别是王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法家族。另外像颍川钟氏、弘农张氏、河东卫氏、安平崔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琅邪颜氏、泰山羊氏、吴郡陆氏，也都出过成群的书法家。魏晋书风的代表人物是钟、王，钟就是钟繇，是钟会的父亲，是魏国的开国功臣，官做到太傅；王就是王羲之，加上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都是东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的真迹现在都看不到了，看到的都是唐人的摹本，王献之的真迹也只剩下《鸭头丸帖》十五字，其余也都是摹本。
王羲之被中国人称为书圣，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他各体书法都写得非常好，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尤以楷书、行书、草书最为精妙。他写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古今行书第一帖，对此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他的儿子王献之字也写得非常好，几乎达到了跟父亲并驾齐驱的地步，书法史上合称“二王”。
为什么二王在书法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字写得好，比所有人都好吗？从来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史家都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二王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乃是一个分水岭。
二王以前，篆、隶、真（楷）、行、草各体虽已成立，但基本上还带有古朴的特点，从二王开始，中国书法从古朴走向流丽，书法家的个人色彩越来越鲜明。中国书法实际上是在二王的手上完成了“现代化”，就像中国诗歌在唐代完成了“现代化”一样。唐以前的诗体称为“古体”，唐以后则称为“近体”，也可以说二王以前的书法是“古体”，二王以后就变成了“近体”了。这里讲的“现代化”当然是一个比喻，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化，但“古/近”“传统/现代”本来就是相对的说法，没有什么绝对含义。唐朝的韩愈说到王羲之的字，有一句诗—“羲之俗书趁姿媚”（《石鼓歌》），有人以为韩愈对王羲之评价不高，其实韩愈的话正是点出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分水岭作用。这里说的“俗书”，是跟古体相对而言，更接近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姿媚”就是流丽，跟朴拙相对而言，更接近现代（东晋）人的美感。前人评王羲之的字，还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宛若游龙，飘若惊鸿”“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等评语，都是说王羲之的字具有流畅、美丽、个性色彩鲜明等特征。
中国书法从大的方面看，到二王时代就基本定形了，不再出现新的书体，因为书写所用的工具（毛笔）和材料（纸与绢）从那以后基本没变，能变的只是个人的书写风格。
王羲之出身豪门，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族侄，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少年，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大臣周 所赏识。有一次周 请客，王羲之也敬陪末座。当时最贵重的食物是牛心，一般都是年高德劭的贵宾先尝，周 却把第一块牛心夹给了年龄最小的王羲之，这事一时传扬开去，十三岁的王羲之就变得有名了。后来太尉郗鉴想要同王家结亲，派一个门生到王家去见王导，说明来意后，王导就叫门生去见王家的子侄，让他从中挑选一个。门生回来向郗鉴报告，说王家子弟听说我来挑选女婿，都颇矜持，只有一个青年光着肚皮躺在东边的床上吃东西，完全不把这当回事。郗鉴回答说，就这个好。因为郗鉴也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所以很欣赏这个态度自然、淡于名利的青年。这个“坦腹东床”的青年就是王羲之，后来他真的成了郗家的女婿。现代汉语中有一个成语“东床快婿”，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快婿”是好女婿的意思，快不是快慢的快，是快人快事的快。
王羲之练习书法是很刻苦的，他曾经说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张芝是汉朝有名的草书家，练习书法非常勤奋，把一池水都写黑了，王羲之就说：我如果像他这样勤奋，不会输给他。这话里有自负，同时也说明勤奋的重要。王羲之没有说过他是不是也把一池水写黑了，现在倒是有几个地方留下了王羲之的洗砚池。王羲之在书法上下的功夫显然不比张芝少，后来的成就也比张芝更大。在书法上不下苦功是练不出来的，《晋书·王羲之传》里讲，王羲之在书法上原来还赶不上庾翼和郗愔，晚年却超过了他们和其他所有人，可见他是下过苦功之后才达到更高境界的。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许多自命为书法家的人，还没有练过几年字就自称书法家，实在是好笑。还有一些人老想取巧，自命前卫，笔画的基本功还没掌握好，就在字的大小、歪斜、奇形怪状上做文章，把一幅字弄得像一幅画一样，有时候连什么字都完全认不出来，这不是写字，而是画字。中国的书法跟绘画相通，但毕竟是两种艺术，书法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书法可以创新，但是应该在写字上创新，不是用画字来冒充创新。那种画出来的“书法”，即便也有欣赏价值，也只能叫作线条的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受中国书法启发的线条艺术，可以自成一类，不必称为书法，更不必称为中国书法。因为字是一种符号，符号就有能指与所指，如果写得叫人完全看不懂，那就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就不成其为符号，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字，因而也就不是书法艺术。
当然，王羲之的书法不是光靠刻苦练成的，刻苦只是练技术，而艺术除了技术成分外还要加上天分和才气。王羲之之所以能够成为书圣，首先是因为他天分... -->>
宛若游龙，飘若惊鸿
王羲之与魏晋书法
讲魏晋风流而不讲书法，是不可以的。
书法是中国人特有的艺术，老外基本上没有书法这一行。英文中有个词叫Calligraphy，说的也是字的写法，但顶多相当于中国人写艺术字，跟中国书法境界相差太远。中国书法这个词翻译成英文，变成Chinese Calligraphy，实在是不得已，是很委屈的。我想，把“中国书法”译成The Chinese Art of Calligraphy，或者 The Chinese Art of Writing Characters，也许要好一点吧。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从发蒙开始就要拿毛笔写字，一直写到老。如果一个人字写得丑，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反之，如果字写得漂亮，就会得到别人的欣赏。用现在的事情打比方，一个人的字就像一张带照片的名片，眉清目秀跟面目可憎，那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古代知识分子很少，魏晋及其之前能读书的都是贵族，所以书法也就是贵族们的名片，名片丑了怎么好意思递出去？
中国古人讲“书画同源”，是说中国的画和书法是同一个源头，都是用毛笔在绢或纸上运行，技巧也相似。虽然书画同源，但是书在画先，在中国人的眼里，书法是比绘画更高一级的艺术。这一点跟现代人的观念颇不一致。
魏晋时代中国书法已经完全成熟，篆、隶、真（楷）、行、草，没有一样没有大名家。那个时代士族精英分子对书法的爱好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凡名士几乎没有不看重书艺的。一个大家族里有人字写得好，就会带动这个家族其他有天分的人，书法技巧也就代代相传，以至于出现了很多人才辈出的书法家族，这是魏晋以前和以后都不多见的。魏晋南北朝时最大的两个门阀家族，琅邪（今山东临沂）王氏和陈郡（今河南太康）谢氏都是有名的书法大族，特别是王氏，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书法家族。另外像颍川钟氏、弘农张氏、河东卫氏、安平崔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高平郗氏、琅邪颜氏、泰山羊氏、吴郡陆氏，也都出过成群的书法家。魏晋书风的代表人物是钟、王，钟就是钟繇，是钟会的父亲，是魏国的开国功臣，官做到太傅；王就是王羲之，加上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都是东晋人。钟繇和王羲之的真迹现在都看不到了，看到的都是唐人的摹本，王献之的真迹也只剩下《鸭头丸帖》十五字，其余也都是摹本。
王羲之被中国人称为书圣，在中国传统艺术史上的地位无人能及。他各体书法都写得非常好，都达到当时的最高水平，尤以楷书、行书、草书最为精妙。他写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古今行书第一帖，对此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他的儿子王献之字也写得非常好，几乎达到了跟父亲并驾齐驱的地步，书法史上合称“二王”。
为什么二王在书法史上有这么高的地位？难道仅仅因为他们的字写得好，比所有人都好吗？从来的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和书法史家都没有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他们之所以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根本原因是二王的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乃是一个分水岭。
二王以前，篆、隶、真（楷）、行、草各体虽已成立，但基本上还带有古朴的特点，从二王开始，中国书法从古朴走向流丽，书法家的个人色彩越来越鲜明。中国书法实际上是在二王的手上完成了“现代化”，就像中国诗歌在唐代完成了“现代化”一样。唐以前的诗体称为“古体”，唐以后则称为“近体”，也可以说二王以前的书法是“古体”，二王以后就变成了“近体”了。这里讲的“现代化”当然是一个比喻，不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现代化，但“古/近”“传统/现代”本来就是相对的说法，没有什么绝对含义。唐朝的韩愈说到王羲之的字，有一句诗—“羲之俗书趁姿媚”（《石鼓歌》），有人以为韩愈对王羲之评价不高，其实韩愈的话正是点出了王羲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分水岭作用。这里说的“俗书”，是跟古体相对而言，更接近大多数人的审美趣味。“姿媚”就是流丽，跟朴拙相对而言，更接近现代（东晋）人的美感。前人评王羲之的字，还有“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宛若游龙，飘若惊鸿”“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天质自然，丰神盖代”等评语，都是说王羲之的字具有流畅、美丽、个性色彩鲜明等特征。
中国书法从大的方面看，到二王时代就基本定形了，不再出现新的书体，因为书写所用的工具（毛笔）和材料（纸与绢）从那以后基本没变，能变的只是个人的书写风格。
王羲之出身豪门，是东晋名相王导的族侄，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少年，十三岁的时候就被当时的大臣周 所赏识。有一次周 请客，王羲之也敬陪末座。当时最贵重的食物是牛心，一般都是年高德劭的贵宾先尝，周 却把第一块牛心夹给了年龄最小的王羲之，这事一时传扬开去，十三岁的王羲之就变得有名了。后来太尉郗鉴想要同王家结亲，派一个门生到王家去见王导，说明来意后，王导就叫门生去见王家的子侄，让他从中挑选一个。门生回来向郗鉴报告，说王家子弟听说我来挑选女婿，都颇矜持，只有一个青年光着肚皮躺在东边的床上吃东西，完全不把这当回事。郗鉴回答说，就这个好。因为郗鉴也是一个崇尚自然的人，所以很欣赏这个态度自然、淡于名利的青年。这个“坦腹东床”的青年就是王羲之，后来他真的成了郗家的女婿。现代汉语中有一个成语“东床快婿”，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快婿”是好女婿的意思，快不是快慢的快，是快人快事的快。
王羲之练习书法是很刻苦的，他曾经说过：“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后之也。”张芝是汉朝有名的草书家，练习书法非常勤奋，把一池水都写黑了，王羲之就说：我如果像他这样勤奋，不会输给他。这话里有自负，同时也说明勤奋的重要。王羲之没有说过他是不是也把一池水写黑了，现在倒是有几个地方留下了王羲之的洗砚池。王羲之在书法上下的功夫显然不比张芝少，后来的成就也比张芝更大。在书法上不下苦功是练不出来的，《晋书·王羲之传》里讲，王羲之在书法上原来还赶不上庾翼和郗愔，晚年却超过了他们和其他所有人，可见他是下过苦功之后才达到更高境界的。今天我们看到社会上许多自命为书法家的人，还没有练过几年字就自称书法家，实在是好笑。还有一些人老想取巧，自命前卫，笔画的基本功还没掌握好，就在字的大小、歪斜、奇形怪状上做文章，把一幅字弄得像一幅画一样，有时候连什么字都完全认不出来，这不是写字，而是画字。中国的书法跟绘画相通，但毕竟是两种艺术，书法是写出来的，不是画出来的，书法可以创新，但是应该在写字上创新，不是用画字来冒充创新。那种画出来的“书法”，即便也有欣赏价值，也只能叫作线条的艺术，是一种特殊的受中国书法启发的线条艺术，可以自成一类，不必称为书法，更不必称为中国书法。因为字是一种符号，符号就有能指与所指，如果写得叫人完全看不懂，那就只有能指，没有所指，就不成其为符号，写出来的东西就不是字，因而也就不是书法艺术。
当然，王羲之的书法不是光靠刻苦练成的，刻苦只是练技术，而艺术除了技术成分外还要加上天分和才气。王羲之之所以能够成为书圣，首先是因为他天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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