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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没有空调，这一下荀粲没法子了，便像夏天一样跑到天井里先把自己全身冻得冰冷，再贴着老婆睡，想让老婆舒服一点。他睡一会再跑出去，再冻凉了，再跑进来，再贴着老婆睡。没想到这样反复几次，他自己也感冒了。最后老婆还是死了，荀粲悲痛得不得了，别人劝他说，你找老婆只重貌不重德，这样漂亮的女人并不难找，再找一个就是了。他却说，佳人难再得，我这个老婆虽然谈不上倾城倾国，但要再找一个这样漂亮的，也实在不容易啊。过分的伤心终于使他不到一年就送了命。看，荀粲这个人痴不痴，重情不重情？
再讲一个兄弟情笃的故事，主角是王徽之。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字子猷，他有一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王献之才气纵横，字写得跟爸爸王羲之一样好，父子俩在书法史上合称“二王”。王徽之非常欣赏弟弟的才华，觉得自己不如弟弟。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法术很高深的老道可以把一个人的阳寿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就去找这个老道，说他弟弟才气过他十倍，他希望弟弟长寿，好多做点事业，愿意把自己的阳寿送给弟弟。没想到老道算了算，说没办法。王徽之问为什么，老道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寿命都没剩下多少了，就算把你剩下的阳寿加到他身上也没有意义。果然不久之后他们两个都病了，两家仆人跑上跑下传达兄弟两人的相互关怀。有一天王徽之突然觉得几天没有弟弟的消息了，想到恐怕大事不妙，就不管自己重病在身，立刻叫仆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看弟弟。结果一到献之家里，果然发现弟弟已经死了，刚设好灵堂。他没说话，也没哭，从墙上取下弟弟平常喜欢弹的琴，坐在灵前就弹了起来。弹了几次，都不成曲调，他长叹一声，把琴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人琴俱亡啊。“人琴俱亡”这四个字一直传到今天，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王徽之对弟弟的深情和哀痛，胜过一切号哭。
再讲一个朋友情深的故事，主角还是王徽之。王徽之实在是一个很富感情的人，不仅爱弟弟，也爱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戴逵，字安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东晋有名的画家、音乐家和文学家。王徽之和戴逵当时住在会稽一条叫剡溪的江边，但是相隔几十里。有一年冬天很冷，一天夜里王徽之大概是冻醒了，推开窗户一看，一片雪白，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看了很开心，觉得很美，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逵，因为戴逵也是隐士。他便马上叫仆人准备好船，冒着雪溯江而上，要去看老朋友。仆人们划到天亮，才到达戴逵门口。王徽之却突然对仆人讲，算了，咱们回去。人问，你不是要来看朋友吗？怎么到了又要回去呢？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现在我已经满足了，就可以回去了，不一定要见到他。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多情而率性的人。“乘兴而来”和“兴尽而返”从此成了两个成语，现在还留在我们的字典里。
最后再讲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主角是郗超。郗超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的人，他是桓温最信任最依靠的幕僚。桓温当时是大权在握的军阀，他有篡夺晋朝政权的野心，而郗超则认为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愿意帮助桓温成就大业。他们常常在桓温家里策划阴谋。有一次两人正在卧室里密谈的时候，突然谢安来了，郗超一时无处回避，便躲到桓温的床帐的后边。谢安和桓温谈起朝廷的事， 郗超听得起劲，竟忘了自己是躲在帐后，居然插了一句嘴，谢安吃了一惊，但他很机灵，装作毫不在意，跟桓温开玩笑说：“原来你这里还有一个入幕之宾啊。”“入幕之宾”这个词从此成了“密友”（现在也常指“情人”）的代称。郗超帮桓温的阴谋是瞒着自己的父亲郗愔的。郗愔当时任司空，是一个忠于晋朝的老臣，父子两人政治立场刚好相反，但郗愔并不知情。没想到郗超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得了重病死了，郗愔白头送黑发，非常哀痛。郗超跟父亲感情非常好，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自己死了，父亲可能会哀痛得把老命送掉，就把一个密封的小盒子交给自己亲近的仆人，说，如果老爷子只是一般的哀痛，就算了，如果他哀痛得不行，你就把这个小盒子交给老爷子。后来郗愔果然哀痛得死去活来，仆人就照郗超说的把小盒子交给了郗愔。郗愔打开一看，盒子里面全是郗超为桓温写的篡夺晋朝政权的方案、步骤，以及跟桓温的往来密信。郗愔一看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好，早就该死了。”郗愔的悲痛就这样被愤怒抵消了，老命也就保住了。看，这父子俩多有意思，他们感情深不深、真不真呢？看来政治立场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的感情，至少没有减少郗超对父亲的爱敬。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的必然追求。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阶级的精英分子中，出现了许多重情的人物和故事，以上数例只是比较著名的。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重视抒情，而不大注重叙事，没有出现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篇制宏伟的叙事诗，跟魏晋南北朝的尚情风气很有关系。魏晋南北朝正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枢纽时期。魏晋南北朝以前，除了屈原，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人，大量诗人的出现是建安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重情的风气在士族阶级中流行，那么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特色就不难理解了。
时候没有空调，这一下荀粲没法子了，便像夏天一样跑到天井里先把自己全身冻得冰冷，再贴着老婆睡，想让老婆舒服一点。他睡一会再跑出去，再冻凉了，再跑进来，再贴着老婆睡。没想到这样反复几次，他自己也感冒了。最后老婆还是死了，荀粲悲痛得不得了，别人劝他说，你找老婆只重貌不重德，这样漂亮的女人并不难找，再找一个就是了。他却说，佳人难再得，我这个老婆虽然谈不上倾城倾国，但要再找一个这样漂亮的，也实在不容易啊。过分的伤心终于使他不到一年就送了命。看，荀粲这个人痴不痴，重情不重情？
再讲一个兄弟情笃的故事，主角是王徽之。王徽之是书圣王羲之的儿子，字子猷，他有一个弟弟叫王献之，字子敬。王献之才气纵横，字写得跟爸爸王羲之一样好，父子俩在书法史上合称“二王”。王徽之非常欣赏弟弟的才华，觉得自己不如弟弟。有一次，他听说有一个法术很高深的老道可以把一个人的阳寿加到另一个人的身上，就去找这个老道，说他弟弟才气过他十倍，他希望弟弟长寿，好多做点事业，愿意把自己的阳寿送给弟弟。没想到老道算了算，说没办法。王徽之问为什么，老道说，因为你们两个人的寿命都没剩下多少了，就算把你剩下的阳寿加到他身上也没有意义。果然不久之后他们两个都病了，两家仆人跑上跑下传达兄弟两人的相互关怀。有一天王徽之突然觉得几天没有弟弟的消息了，想到恐怕大事不妙，就不管自己重病在身，立刻叫仆人用轿子抬着自己去看弟弟。结果一到献之家里，果然发现弟弟已经死了，刚设好灵堂。他没说话，也没哭，从墙上取下弟弟平常喜欢弹的琴，坐在灵前就弹了起来。弹了几次，都不成曲调，他长叹一声，把琴摔在地上，说，子敬啊子敬，人琴俱亡啊。“人琴俱亡”这四个字一直传到今天，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王徽之对弟弟的深情和哀痛，胜过一切号哭。
再讲一个朋友情深的故事，主角还是王徽之。王徽之实在是一个很富感情的人，不仅爱弟弟，也爱朋友。他有一个好朋友叫戴逵，字安道，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东晋有名的画家、音乐家和文学家。王徽之和戴逵当时住在会稽一条叫剡溪的江边，但是相隔几十里。有一年冬天很冷，一天夜里王徽之大概是冻醒了，推开窗户一看，一片雪白，天上下着鹅毛大雪。他看了很开心，觉得很美，在房里走来走去，一边吟诵左思的《招隐诗》，突然想起自己的好友戴逵，因为戴逵也是隐士。他便马上叫仆人准备好船，冒着雪溯江而上，要去看老朋友。仆人们划到天亮，才到达戴逵门口。王徽之却突然对仆人讲，算了，咱们回去。人问，你不是要来看朋友吗？怎么到了又要回去呢？王徽之说，我是乘兴而来，现在我已经满足了，就可以回去了，不一定要见到他。王徽之就是这样一个多情而率性的人。“乘兴而来”和“兴尽而返”从此成了两个成语，现在还留在我们的字典里。
最后再讲一个父子情深的故事，主角是郗超。郗超是一个很有才华也很有抱负的人，他是桓温最信任最依靠的幕僚。桓温当时是大权在握的军阀，他有篡夺晋朝政权的野心，而郗超则认为桓温是个很有能力的人，愿意帮助桓温成就大业。他们常常在桓温家里策划阴谋。有一次两人正在卧室里密谈的时候，突然谢安来了，郗超一时无处回避，便躲到桓温的床帐的后边。谢安和桓温谈起朝廷的事， 郗超听得起劲，竟忘了自己是躲在帐后，居然插了一句嘴，谢安吃了一惊，但他很机灵，装作毫不在意，跟桓温开玩笑说：“原来你这里还有一个入幕之宾啊。”“入幕之宾”这个词从此成了“密友”（现在也常指“情人”）的代称。郗超帮桓温的阴谋是瞒着自己的父亲郗愔的。郗愔当时任司空，是一个忠于晋朝的老臣，父子两人政治立场刚好相反，但郗愔并不知情。没想到郗超在三十多岁的壮年得了重病死了，郗愔白头送黑发，非常哀痛。郗超跟父亲感情非常好，他在病重的时候就想到如果自己死了，父亲可能会哀痛得把老命送掉，就把一个密封的小盒子交给自己亲近的仆人，说，如果老爷子只是一般的哀痛，就算了，如果他哀痛得不行，你就把这个小盒子交给老爷子。后来郗愔果然哀痛得死去活来，仆人就照郗超说的把小盒子交给了郗愔。郗愔打开一看，盒子里面全是郗超为桓温写的篡夺晋朝政权的方案、步骤，以及跟桓温的往来密信。郗愔一看大怒，说：“这小子死得好，早就该死了。”郗愔的悲痛就这样被愤怒抵消了，老命也就保住了。看，这父子俩多有意思，他们感情深不深、真不真呢？看来政治立场的不同并没有妨碍他们父子的感情，至少没有减少郗超对父亲的爱敬。
情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觉醒的重要表现之一，对真挚情感的追求也是一个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人的必然追求。魏晋南北朝时士族阶级的精英分子中，出现了许多重情的人物和故事，以上数例只是比较著名的。这种重情的风气对当时的文学艺术影响很大，中国文学的抒情特色主要就是在这个时代奠定的。中国的文学尤其是诗歌特别重视抒情，而不大注重叙事，没有出现像西方荷马史诗那样篇制宏伟的叙事诗，跟魏晋南北朝的尚情风气很有关系。魏晋南北朝正好是中国文学尤其是诗歌发展的枢纽时期。魏晋南北朝以前，除了屈原，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正的诗人，大量诗人的出现是建安以后，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早期的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重情的风气在士族阶级中流行，那么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特色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