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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嘉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三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的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下发了一道让全国人民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但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是动真格的了。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轰动效应。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拨乱反正了。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在“求直言”运动中，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饷，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据人举报，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听戏。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何去何从
一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1802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这里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
在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胜利之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祭祖陵，一路之上，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康熙皇帝。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曾祖父有很多相似之处：康熙擒了鳌拜，而他闪电般地诛了和珅；圣祖平三藩，而他也平定了白莲教。回顾历史，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励精图治，把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江山经营得井井有条，开启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在镇压白莲教取得关键胜利之后，歌功颂德的奏折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对这些奏折，他只是淡淡一笑，就放在一边，因为他知道，还远不到歌功颂德的时候。消灭白莲教不过是嘉庆皇帝政治目标中的第一个环节。等什么时候自己带领大清全面走出乾隆晚年的颓势，重新焕发了青春，那个时候，再享受歌颂，他才心安理得。
从懂事开始，大清那些功业不凡的先祖就是皇帝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向他们学习，是他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来源。从继位那天起，皇帝在每一个政务细节中都注意继承先祖的传统。他相信，只有把爱新觉罗家族与众不同的雄武、强毅特点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能摆脱汉族王朝帝王“一蟹不如一蟹”的规律。因此，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夙愿以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照父皇行围的路线，中规中矩地带领一万骑兵，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几只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计、百计，猎物每天都要装满十多辆大车。可是他辛辛苦苦寻找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獐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口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地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第二天，皇帝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让皇帝惊讶的无数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皇帝由圆明园启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恭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二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嘉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这一细看，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百十来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白银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他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地装入私囊。近十年间，他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听戏，一桌酒席，居然花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面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缴，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三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 -->>
应该说，诛和珅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着。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剥削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珅抓起。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嘉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三
以诛和珅为开端，一缕缕政治新风，绵绵不断地从紫禁城吹散出来。
亲政后的第二个月，皇帝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
这道谕旨显示了新皇帝与老皇帝截然不同的务实作风。
几天之后，皇帝再次发布谕旨，禁止大臣们向他进贡古玩字画。大臣们向皇帝进奉贡物以邀宠这一不良风气是乾隆晚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从乾隆六十大寿开始，各地大臣争相向皇帝进贡奇珍异宝、名贵字画，以博皇帝欢心。嘉庆直言不讳地说，大臣向皇帝进贡古玩，除了助长贪风，别无益处。这些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真粪土之不若”，却又价值高昂。名义上是官员贡献，实际上羊毛出在羊身上，搜刮自民脂民膏，“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民何以堪？”。从今而后，谁再贡献，不但不收，反而还要严惩。
这道谕旨发布不久之后，他接到大臣的汇报，说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入京的一块特大玉石正在运送途中，因为道路难行，难以按规定时间抵达京城，请皇帝批准延期。皇帝下发了一道让全国人民都目瞪口呆的谕旨：“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因为玉石虽美，但无益民生，皇帝并不喜爱。
撰写圣旨的军机大臣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看来皇帝是动真格的了。通过这道谕旨，新皇帝的节俭形象一下子树立起来了。
皇帝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轰动效应。大清天下有太多事需要拨乱反正了。他所做的这些，不过是小小的铺垫而已，实质性的举动还在后面。
第一件是“求直言”。
在专制社会，统治者了解情况最主要的方式就是依靠臣下的进言。乾隆皇帝晚年刚愎自用，拒谏饰非，真实情况不能上达，眼皮子底下的问题不能发现。嘉庆深知此弊，他决心在自己的任内，充分发挥建言和进谏的作用。
刚诛了和珅，皇帝就下诏鼓励官员直言，揭露朝中弊政。皇帝说：“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在皇帝的鼓励之下，大清王朝一时间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虽然大多数奏折见解平庸，但也确有有识之士，向他指陈了朝廷用人行政中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揭发了一批贪官，让他对大清政局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
第二件是掀起反腐浪潮。
诛和珅的根本目标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珅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剑桥中国晚清史》记载，嘉庆四年（1799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
借诛和珅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在“求直言”运动中，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崙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他。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求直言、惩腐败，也都是围绕这一核心而展开的布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腐败、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川楚军营的腐败在此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纳入私囊。由于军费被大肆侵吞，士兵甚至到了难以存活的程度。赴陕的豫兵，因四十五天不发粮饷，集体逃回河南。湖北巡抚长期克扣兵粮，士兵只好靠抢劫百姓为生。
皇帝整顿军事，首先从治理贪污开始。亲政不久，他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据人举报，这个统兵大员居然在阵前带着戏班子，成天喝酒听戏。皇帝怒不可遏，勒保被判死刑，他手下的一批贪污不法的亲信也被从重治罪。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朝廷的战略方针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太上皇的指挥下，官兵的作战方法是一味追击，往往陷于被动。皇帝则命令各省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切断起义军的后勤保障来源，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另外，皇帝还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另一方面，只惩首义者，其他人以抚为主。
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甘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何去何从
一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1802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这里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
在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胜利之后，皇帝做的第一件事是拜祭祖陵，一路之上，他常常想起自己的曾祖父康熙皇帝。他感觉自己的命运和这位曾祖父有很多相似之处：康熙擒了鳌拜，而他闪电般地诛了和珅；圣祖平三藩，而他也平定了白莲教。回顾历史，在平定三藩后，圣祖励精图治，把被战争破坏得千疮百孔的江山经营得井井有条，开启了百余年的康乾盛世。那么等待着他的，将是什么呢？在镇压白莲教取得关键胜利之后，歌功颂德的奏折铺天盖地地迎面而来。对这些奏折，他只是淡淡一笑，就放在一边，因为他知道，还远不到歌功颂德的时候。消灭白莲教不过是嘉庆皇帝政治目标中的第一个环节。等什么时候自己带领大清全面走出乾隆晚年的颓势，重新焕发了青春，那个时候，再享受歌颂，他才心安理得。
从懂事开始，大清那些功业不凡的先祖就是皇帝心中最伟大的英雄，向他们学习，是他最主要的精神动力来源。从继位那天起，皇帝在每一个政务细节中都注意继承先祖的传统。他相信，只有把爱新觉罗家族与众不同的雄武、强毅特点保持下去，大清王朝才能摆脱汉族王朝帝王“一蟹不如一蟹”的规律。因此，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夙愿以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照父皇行围的路线，中规中矩地带领一万骑兵，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几只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计、百计，猎物每天都要装满十多辆大车。可是他辛辛苦苦寻找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獐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口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地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第二天，皇帝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让皇帝惊讶的无数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皇帝由圆明园启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恭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他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二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嘉庆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这一细看，皇帝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严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乾隆中后期，腐败已经呈现集团化的趋势。乾隆四十六年到四十九年（1781—1784年），朝廷一连查出了五起贪污大案，都是“办一案，牵一串；查一个，带一窝”。一人败露，则与他有关的关系网上的数十名乃至百十来名官员就全部被揭露出来。常常是一人犯案，一省官僚体系随之瘫痪。甘肃冒赈大案就几乎把甘肃全省县以上官员都牵连在内。他们上下联手，相互配合做假账，把八百多万元国库银吞入私囊。如果全部查处，甘肃全省政府运作将立刻瘫痪，乾隆皇帝不得不定下一条两万两的死亡线。即使如此，前后被处死者仍达五十六人之多。
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
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白银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他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地装入私囊。近十年间，他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听戏，一桌酒席，居然花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面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缴，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有的官司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三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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