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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
散煤买回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用塑料薄膜盖上。等到周末不上课,并且有大晴天的时候,再来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借助铁锹、铁撮和蛇皮袋,把煤全部搬运到操场上。再到校园外面的塘埂上去挖泥土,用蛇皮袋驮回,倒入煤中,用铁锹把煤和泥土拌匀。然后,拿着塑料桶去食堂门口的水龙头处提水。接着就是和煤了。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倒入一两桶水后,等待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之后,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普照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是干是湿,都得把它们收回家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下雨,那就全部泡汤了。
搓煤球完全靠手,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一些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老师就建议他们做煤饼。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的煤饼。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使用时,只须把煤饼打碎成小块,也就变成“煤球”了。
这种方法果然省事得多,而且煤饼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个地方。
再后来,老师们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用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下面的铁模后,再提着打煤机到操场上的空地,用脚把“蜂窝”蹬出来。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难得还原。
买煤和做煤的辛劳和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还有好几次,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变幻,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夫妻二人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们帮忙。
自从搬进银行宿舍,用上液化气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煤气灶的方便、干净和快捷,曾经让加林同志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产生了一种从地狱进入天堂的感觉。他甚至觉得,用煤气灶做饭是一种享受。
你看,一扭开关,火就来了,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大能大,想小能小,还省去了“生炉子”的环节。至于买液化气,也很方便。只需要把空煤气坛子送到银行门房走道上,司机们就会开着车子去液化气公司把气罐回。他们甚至会扛着煤气坛子送到加林主任的家里。
光是“柴”这一项,现在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就省去了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工作量啊!其他方面同样举不胜举:家里有了自来水,不需要去外面提水了呀;买了洗衣机,洗衣不用手搓,不用出去清洗了呀;用上了电饭锅,不需要去食堂蒸饭拿饭了呀;买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菜市场呀……总而言之,家务事的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做事的人还是夫妻二人,怎么矛盾反而增多了呢?
面对老婆无休无止的唠叨,加林的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火,乱喊,乱叫,乱骂人,因为他同样感觉自己很冤。
红梅埋怨他总是要等到下班之后才回家,意思是应该提前下班,回来把饭做好,等着老婆孩子回家。
加林认为方红梅是无理取闹,是想打码头,是在逼他。企图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对老婆打麻将放任自流,最好也能把饭菜做好送到麻将桌上;他不工作也行,就当一个家庭主男,从早到晚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把什么家务事都做完,好让老婆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太……可是,这现实么?如果他不上班,如果他王加林不是在银行工作,他们能够拥有眼下的一切么?
红梅是因为与学校的女教师比较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但加林如果与银行的男同事们比较,他同样会感到委屈呀!整个新宿舍楼二十四户人家中,他比哪一家的男人做的家务事都要多!人事股长陈晓东,都快退休的人了,居然还不会做饭,连面条都不会煮。加林能跟别人比么?
特殊的家庭条件摆在这里,双方的老人都不能作指望,注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必须履行更多的责任。况且,三口之家又能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洗衣洗碗,拖地做卫生,这些事情能累死人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加林有些委屈在心理埋怨红梅,我并没有指望在事业上得到你的支持,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生病或者遭遇不幸时,能够得到你悉心的照顾。多做一点儿家务事,你就满腹牢骚,你能算好老婆么?我们能算美满夫妻么?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他们在做家务事上的分歧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红梅对加林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的人帮助太少。无数次,她这样质问王加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结婚这么些年来,我的亲戚六眷沾了你什么光?享了你什么福?得了你什么好处?”
女人为什么嫁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就是女人嫁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人,而按照方红梅的逻辑,光养活她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让她娘家人得到好处。
要是赋予这样的使命,王加林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因此,他常常感觉羞愧,觉得无地自容。
唠叨是女人制服男人的杀手锏,而先声夺人地强词夺理,又是红梅老师的看家本领。基于这种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方敬文贷款的问题上,加林同志恐怕很难招架得住。
在我们罗罗嗦嗦地理论做家务事的长长短短的时候,模范丈夫王加林已经煮好了饭,炒好了菜。他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等候家里的两位女同胞。
首先回来的是县一中的红梅老师。她看了看色彩斑斓的餐桌:番茄炒鸡蛋、青椒炒瘦肉、芹菜炒千张、清炒小白菜、蘑菇豆腐汤。忍不住拿起筷子尝了尝,对老公的厨艺给予夸大其词的表扬。
“彤儿怎么还没回?”红梅老师穿过小卧房,到阳台上朝银行大院望了望,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她又回到客厅,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看电视节目。
趁着等女儿的功夫,两人试着开始了艰难的交谈。就象约好了似的,他们首先谈的是钱仲元和余丰新,接下来就是短暂的停顿。
后来,王加林终于说:“下午敬文来找过我。”
红梅老师觉得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于是回答说:“我知道了。他也去学校找过我。”
后面的交谈就变得比较简单。有些遗憾的是,大家预想中的争吵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方红梅说,她弟弟也是走投无路,确实没有办法。上班的单位副食品批发公司要死不活,弟媳李华已经下岗,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一家三口要吃喝,要生活,亮亮上学读书和打乒乓球都得花钱,敬文不找点事做怎么办呢?
王加林说,现在银行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了。贷款是必须提供担保的,要么房产抵押,要么存单质押,要么信用特别好的单位作保证人。敬文什么担保都没有,贷款根本就批不了。
“你能不能给他当个担保人呢?”红梅老师问。
加林解释说,银行有制度,银行职工是不能为客户提供担保的。
“那能不能用他的房子作抵押呢?”
加林回答,用于抵押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评估要交评估费,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敬文在孝感的房子,评估价根本就到不了五万元,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房产证。
红梅黔驴技穷,变得哑口无言。良久,她又追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你能不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指条明道儿?想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呢?”
王加林好半天没有吱声。
方红梅穷追不舍:“他又不是找我们借钱,又不是向我们要钱,只是公事公办地办个贷款而已,而且四十几天就可以还。即使是外人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你也应该想办法帮一下吧?何况他还是你老婆的亲弟弟。”
万不得已,加林只得亮出最后的底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的名义贷款,再转借给他使用,但额度不能超过两万元。”
这是银行内部规定,银行正式员工可以申办两万元的信用贷款。
“那就以你的名义先给他贷两万元吧。”方红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王加林再也不好推辞。为了方便今后追索贷款,他提议,贷款以他的名义办理可以,但不能告诉敬文实情。仍然说银行是直接贷给敬文的,他只是担保人。
看到王加林如此谨慎,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会吐槽,在心里嘲笑我们的加林主任。不就两万元钱么?收不回又怎么的?还用得着这样?
这话放在今天说丝毫也不为过,但当时是1994年啊!1994年的两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没办法换算。如果简单地定义两万元钱是多还是少,也难得让大家信服。我们还是来算一笔账吧!
王加林1982年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是42元,1992年离开牌坊中学时,每月的工资是84元。十年工资正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与国家GDP的增速基本相当。如果取其中间值63元作为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加林老师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总共领取薪酬7560元。加上每个月几块钱的课时补助,和担任班主任时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津贴,他工作十年还没有挣到一万元。也就是说,两万元相当于他和红梅老师参加工作最初十年各项收入的总和。
有了这笔账,大家对王加林近似于惶恐不安的谨慎,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贷款的事情商定之后,夫妻二人站起身准备吃饭。可是,家里的小公主仍然不见踪影。
今天是怎么回事,王彤同学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
的时候,通常会接受这种“不平等条约”。
散煤买回后,只能堆放在办公室门前的走廊里,用塑料薄膜盖上。等到周末不上课,并且有大晴天的时候,再来自己动手做成煤球。
这项工作可是高强度的体力活。首先得借助铁锹、铁撮和蛇皮袋,把煤全部搬运到操场上。再到校园外面的塘埂上去挖泥土,用蛇皮袋驮回,倒入煤中,用铁锹把煤和泥土拌匀。然后,拿着塑料桶去食堂门口的水龙头处提水。接着就是和煤了。和煤是有讲究的,先在拌有泥土的煤堆顶部扒个坑,倒入一两桶水后,等待十几分钟。水全部渗入煤堆后,再就铁锹翻动。不能太干,也不能太湿,和到如同黑色的泥巴状之后,就可以动手搓成鸡蛋大小的煤球了。
煤球整齐地摆放在操场上,如同一片黑色的蘑菇。在阳光的普照和烘烤下,煤球的身体开始变硬,颜色由深黑变浅。到了傍晚,无论煤球是干是湿,都得把它们收回家里了。因为谁也不知道晚上天气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突然下雨,那就全部泡汤了。
搓煤球完全靠手,既耗费时间,又劳累人,而且手上的煤很难洗干净,特别是指甲缝的黑颜色,往往个把礼拜还难得褪尽。一些生活经历比较丰富的老师就建议他们做煤饼。用铁锹把和好的煤铲到操场上,拍成一块块的煤饼。正面晒干后,翻过来晒背面,然后就可以收回家里了。使用时,只须把煤饼打碎成小块,也就变成“煤球”了。
这种方法果然省事得多,而且煤饼便于摆放,能够整整齐齐地码成一堆,不象煤球那样稀里哗啦占好大个地方。
再后来,老师们又向他们推荐了一种用手工制造蜂窝煤的机器,俗称打煤机。把打煤机连续多次捅进和好的煤堆里,就像春节时农村打糍粑一样,待煤泥充分填满下面的铁模后,再提着打煤机到操场上的空地,用脚把“蜂窝”蹬出来。这种自制的蜂窝煤与煤球厂机器制造的相差无几,甚至还要结实,但因为每做一个都得来回跑一趟,加上捅煤填模相当费力气,做完四百多斤煤,人往往累得半死,几天都难得还原。
买煤和做煤的辛劳和艰难,真是一言难尽。还有好几次,加林老师和红梅老师刚刚把煤做完,本来晴好的天气突然风云变幻,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这时夫妻二人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开始手忙脚乱地往家里抢煤,有时还不得不发动学生们帮忙。
自从搬进银行宿舍,用上液化气之后,所有这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煤气灶的方便、干净和快捷,曾经让加林同志兴奋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产生了一种从地狱进入天堂的感觉。他甚至觉得,用煤气灶做饭是一种享受。
你看,一扭开关,火就来了,想开就开,想关就关,想大能大,想小能小,还省去了“生炉子”的环节。至于买液化气,也很方便。只需要把空煤气坛子送到银行门房走道上,司机们就会开着车子去液化气公司把气罐回。他们甚至会扛着煤气坛子送到加林主任的家里。
光是“柴”这一项,现在与牌坊中学时相比,就省去了多少麻烦,减少了多少工作量啊!其他方面同样举不胜举:家里有了自来水,不需要去外面提水了呀;买了洗衣机,洗衣不用手搓,不用出去清洗了呀;用上了电饭锅,不需要去食堂蒸饭拿饭了呀;买菜步行几分钟就到了菜市场呀……总而言之,家务事的总量比以前大幅度减少,做事的人还是夫妻二人,怎么矛盾反而增多了呢?
面对老婆无休无止的唠叨,加林的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坏,动不动就发火,乱喊,乱叫,乱骂人,因为他同样感觉自己很冤。
红梅埋怨他总是要等到下班之后才回家,意思是应该提前下班,回来把饭做好,等着老婆孩子回家。
加林认为方红梅是无理取闹,是想打码头,是在逼他。企图让他变成这样的一个人:对老婆打麻将放任自流,最好也能把饭菜做好送到麻将桌上;他不工作也行,就当一个家庭主男,从早到晚买菜做饭洗衣扫地,把什么家务事都做完,好让老婆当一个坐享其成的太太……可是,这现实么?如果他不上班,如果他王加林不是在银行工作,他们能够拥有眼下的一切么?
红梅是因为与学校的女教师比较才产生了心理上的不平衡,但加林如果与银行的男同事们比较,他同样会感到委屈呀!整个新宿舍楼二十四户人家中,他比哪一家的男人做的家务事都要多!人事股长陈晓东,都快退休的人了,居然还不会做饭,连面条都不会煮。加林能跟别人比么?
特殊的家庭条件摆在这里,双方的老人都不能作指望,注定了我们必须承担更多的家务,必须履行更多的责任。况且,三口之家又能有多少事情呢?一日三餐,洗衣洗碗,拖地做卫生,这些事情能累死人么?人是应该有点儿牺牲奉献精神的。加林有些委屈在心理埋怨红梅,我并没有指望在事业上得到你的支持,甚至没有想到自己将来生病或者遭遇不幸时,能够得到你悉心的照顾。多做一点儿家务事,你就满腹牢骚,你能算好老婆么?我们能算美满夫妻么?
这些问题一直没有找到圆满的答案。他们在做家务事上的分歧也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红梅对加林还有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就是觉得他对她娘家的人帮助太少。无数次,她这样质问王加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结婚这么些年来,我的亲戚六眷沾了你什么光?享了你什么福?得了你什么好处?”
女人为什么嫁人?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意思就是女人嫁人是为了找一个能够养活她的人,而按照方红梅的逻辑,光养活她本人还不够,还必须让她娘家人得到好处。
要是赋予这样的使命,王加林肯定不是一个合格的丈夫。因此,他常常感觉羞愧,觉得无地自容。
唠叨是女人制服男人的杀手锏,而先声夺人地强词夺理,又是红梅老师的看家本领。基于这种形势分析,我们可以大胆地预测:在方敬文贷款的问题上,加林同志恐怕很难招架得住。
在我们罗罗嗦嗦地理论做家务事的长长短短的时候,模范丈夫王加林已经煮好了饭,炒好了菜。他打开电视机,坐在沙发上等候家里的两位女同胞。
首先回来的是县一中的红梅老师。她看了看色彩斑斓的餐桌:番茄炒鸡蛋、青椒炒瘦肉、芹菜炒千张、清炒小白菜、蘑菇豆腐汤。忍不住拿起筷子尝了尝,对老公的厨艺给予夸大其词的表扬。
“彤儿怎么还没回?”红梅老师穿过小卧房,到阳台上朝银行大院望了望,没有看见女儿的身影。她又回到客厅,坐在丈夫的身边,一起看电视节目。
趁着等女儿的功夫,两人试着开始了艰难的交谈。就象约好了似的,他们首先谈的是钱仲元和余丰新,接下来就是短暂的停顿。
后来,王加林终于说:“下午敬文来找过我。”
红梅老师觉得也没有必要藏着掖着,于是回答说:“我知道了。他也去学校找过我。”
后面的交谈就变得比较简单。有些遗憾的是,大家预想中的争吵自始至终都没有发生。
方红梅说,她弟弟也是走投无路,确实没有办法。上班的单位副食品批发公司要死不活,弟媳李华已经下岗,每个月只能领生活费。一家三口要吃喝,要生活,亮亮上学读书和打乒乓球都得花钱,敬文不找点事做怎么办呢?
王加林说,现在银行基本上不发放信用贷款了。贷款是必须提供担保的,要么房产抵押,要么存单质押,要么信用特别好的单位作保证人。敬文什么担保都没有,贷款根本就批不了。
“你能不能给他当个担保人呢?”红梅老师问。
加林解释说,银行有制度,银行职工是不能为客户提供担保的。
“那能不能用他的房子作抵押呢?”
加林回答,用于抵押的房产必须进行评估,评估要交评估费,还需要较长的时间。还有一个问题,敬文在孝感的房子,评估价根本就到不了五万元,还不知道他有没有房产证。
红梅黔驴技穷,变得哑口无言。良久,她又追问:“一点儿办法也没有吗?你能不能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他指条明道儿?想一个行得通的办法呢?”
王加林好半天没有吱声。
方红梅穷追不舍:“他又不是找我们借钱,又不是向我们要钱,只是公事公办地办个贷款而已,而且四十几天就可以还。即使是外人遇到难处找上门来,你也应该想办法帮一下吧?何况他还是你老婆的亲弟弟。”
万不得已,加林只得亮出最后的底牌:“唯一的办法,就是以我的名义贷款,再转借给他使用,但额度不能超过两万元。”
这是银行内部规定,银行正式员工可以申办两万元的信用贷款。
“那就以你的名义先给他贷两万元吧。”方红梅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吩咐道。
王加林再也不好推辞。为了方便今后追索贷款,他提议,贷款以他的名义办理可以,但不能告诉敬文实情。仍然说银行是直接贷给敬文的,他只是担保人。
看到王加林如此谨慎,年轻的读者们可能会吐槽,在心里嘲笑我们的加林主任。不就两万元钱么?收不回又怎么的?还用得着这样?
这话放在今天说丝毫也不为过,但当时是1994年啊!1994年的两万元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这个没办法换算。如果简单地定义两万元钱是多还是少,也难得让大家信服。我们还是来算一笔账吧!
王加林1982年参加工作时,每月的工资是42元,1992年离开牌坊中学时,每月的工资是84元。十年工资正好翻了一番,年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与国家GDP的增速基本相当。如果取其中间值63元作为他的月平均工资计算,加林老师在牌坊中学工作十年,总共领取薪酬7560元。加上每个月几块钱的课时补助,和担任班主任时每个月5元钱的班主任津贴,他工作十年还没有挣到一万元。也就是说,两万元相当于他和红梅老师参加工作最初十年各项收入的总和。
有了这笔账,大家对王加林近似于惶恐不安的谨慎,大概就可以理解了。
贷款的事情商定之后,夫妻二人站起身准备吃饭。可是,家里的小公主仍然不见踪影。
今天是怎么回事,王彤同学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