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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普及“唐音”即“汉音”。〕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著有《天镜秘府论》6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
“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未完待续)
清和天皇时，还曾仿照《大唐开元礼》，新修奠式制，颁行全国。日本高松冢出土的古墓壁画中有穿唐服的男女人像，足以证明唐朝服装东传日本的真实性。半个世纪前，郭沫若曾有过一段论述，可谓很好的解释：“中国在隋唐以后，经过好些的异族蹂躏，古代的衣冠文物每荡然无存而又另起炉灶。日本则因为岛国的关系，没有受到这种外来的损害，因此隋唐时代的封建文物乃至良风美俗，差不多原封不动地还被保存着。”日本还有大量引进唐朝思想文化的记载，包括语言文字、学校教育、书籍编纂、文学艺术等等。先说语言文字。汉字东传之前，日本“无文字，唯刻木、结绳”。5世纪时，在移居日本的汉人帮助下，相当一部分日本人已经能够准确使用汉语了。当时，倭王武即用熟练的汉语给南朝宋明帝写过一道奏表。他们称汉语为“真名”，最古的日本书籍都是用这种“真名”写成的。留唐学问僧空海，曾经编成日本史上第一部“真名”字典---《篆录万象名义》30卷。元正天皇养老四年下诏，要求遵照唐朝僧人道荣和学问僧胜晓等的发音，强调“不得自出方法，妄作别音”。圣武天皇天平八年(736),遣唐副使中臣名代邀请唐人衰晋卿赴日,天皇赐姓清村宿祢,官位从五位下,任太学音博士、太学头、协助吉备真备等太学教授讲授汉语音韵。矫正“吴音”，普及“唐音”即“汉音”。〕很快，善于学习外来文化的日本民族便创造出以汉字为音符的“万叶假名”。为日本语言文字的诞生并取代汉字开辟出道路。但用汉字作音符，书字很不方便。奈良末期至平安前期，“平假名”、片假名“相继产生。据传说备真备利用汉字楷书偏旁创造了日语标音文字---片假名，从此，日本有了自己的文字。后来留唐求法僧空海（泓法）又利用汉字草书体创造日本行书假名----平假名。汉字词汇至今在现代日语中仍占相当比重，1981年日本国语审议会通过的《常用汉字表》确定日本常用汉字为1945个。
再说一下学校教育的情况。圣武天皇在位期间，开设进士科。并创立了日本国的教育制度。京都设置”太学寮“，隶属于式部。招收五位以上的贵族、官僚子弟。地方设置“国学”，隶属于国司，招收一般小康之家子弟。其学科科目有“明经”、“纪传”两道。“明经”道，习《尚书》、《周易》、《毛诗》、《周礼》、《礼纪》、《春秋》、《论语》、《孝经》。“纪传”道。习《史记》等“前四史”、《晋书》、《文选》、《尔雅》。这同唐朝的国子学、太学，简直是如出一辙，别无二致。在“太学寮”、“国学”任教人员，多是遣唐使及留唐归国生。如随遣唐使留学的膳大丘，学满回国即任教“太学寮”，专门传授儒学。神户天皇景云二年（768），奏准奠孔子为文宣王。在此前后，天皇还曾下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倍加教授。儒学自6世纪初传到日本，直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一直影响着日本人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史书的编纂．文武天皇庆云八年，太安麻吕用“万叶假名”编纂了日本现存最早的史书——《古事纪》3卷。天武天皇诏太安麻吕与舍人、宗王编纂《日本书纪》，正元天皇养老四年完成30卷。其后，又有《续日本记》。嵯峨天皇弘仁十年（819）又敕令编纂，至承和七年（840）由藤原绪嗣等纂成《日本后记》40卷，为平安早期的基本史籍。仿效唐朝修纂皇帝实录。日本也出现了《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史书。《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以及文德实录》、《三代实录》等汉文史书，被称为“六国史”。无论史家观点，还是编纂体例，都深深打上了唐朝修史的诸多印记。就连图书分类，也是照搬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而长期沿用。
以唐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量输入日本，使日本文学产生了全盘唐化的倾向。奈良、平安两朝的文坛，掀起学习唐诗热潮，上至天皇，下至文士，竞相模仿，作诗唱和。学问僧空海回日本后著有《天镜秘府论》6卷，精详地介绍了唐诗的平仄、对偶等基本要素。其后，近体诗风行，与唐诗相比毫不逊色。天平胜宝三年，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问世，收录汉诗120首、作者64人。平安时期，汉诗集巨编《文华秀丽集》等先后推出。仅《经国集》就收录178人所作汉诗900余首、赋51篇。这些诗集，再现着唐初宫廷文学的流风余韵。嵯峨天皇弘仁二年（811）前后，第一部小说《竹取物语》问世。此后，日本古典小说逐渐发展起来。迄今，日本文学家公认：“现代的日本文学和其他方面一样，以极其丰富的泉源吸收其力量，如中国古典的影响。”
“奈良时代以后，圣武天皇的天平年间，日本的家庭中和奈良的佛寺中，中国音乐是有最大势力的。”日本学者田边尚雄的这一番话，足以表达唐朝歌舞艺术在日本的影响力。文武天皇太宝元年（701），仿唐制设置了“雅乐寮”，有“唐乐师”、“伎乐师”等专门培训“唐乐”艺伎。同时，不断聘请唐乐名家赴日传授伎艺。天平神户二年（766），唐人皇甫东朝、皇甫升女合奏“唐乐”令天皇沉醉，即授其二人叙位官阶五位下，第二年又任命为雅乐员外助。仁和承明元年（834），遣唐使团中有精于弹琴的良岑长松和擅长琵琶的藤原贞敏，作为从六位下的准判官同行。藤原贞敏在长安拜刘二郎为师学弹琵琶，数月之内“极其妙”，刘二郎颇为赞赏，赠他紫琵琶两个、曲谱数十卷，并将心爱的女儿（琴筝能手）嫁给他。藤原贞敏回日本后，在“雅乐寮”任“雅乐助”、“雅乐头”等要职，并“定琵琶四调传于世”，成为日本音乐舞台上一代琵琶权威。此外，遣唐使还带回大量乐书和乐曲，主要是唐宫廷乐舞。这些乐舞如《秦王破陈乐》等在日本风行一时，不仅古代宫廷经常演奏，现今社会中仍然不时公开演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