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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胥将信纸收起来，他条件反射的想将信收到怀中来放着，待夹入衣领内才想起这要是不小心让旁人看见了——就完蛋了！
他从书架上取出某本孝经来，夹进去收在一沓圣贤书内，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也一瞬间心中有种……冲动。既然马上就要相见，不若带着这封信去找她“质问”，但质问出的结果，那就只能算是他自己没事儿找事儿了。
可他的确是三番五次的想过……去作这样的死。
殷胥得了薛菱的指示，说是佛门一事手段激进对他绝对不利，如今朝堂上他又身处风口浪尖，不若在南地拖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奔向建康，只是在他路途上的时候，身在建康的崔季明却第一次得到了崔翕处得来的消息。
而当殷胥到达建康时，崔季明几乎是前脚离开了建康，往长安去了。她并未得知殷胥要来的消息，甚至连只言片语都未给他留下，便匆匆离开。
殷胥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好似崔季明在不在，对他而言是根本无所谓的事情。然而他所期待的一切的建康繁华，好似一下子就在内心变成了黑白。
他一直期待着崔季明能带他游览秦淮河畔，去玩过建康夜集，或许许多节日也可一并在建康度过。这里没有那么多兄弟家人，几乎就只有他们二人，而一切他一路上想过的美好场景，几乎在得知崔季明的离开后，一切都变成了瞎想。
殷胥对于这些心境，自然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说起，他只是一心去处理手头的事情，全心全意扑在这些棘手的工作上，一面还未曾停止对于言玉的追踪和对于南方世家的调查。就算耐冬要他出去休息游览几日，他也似乎也兴趣寥寥，几乎除了办公事外便是窝在建康行宫内读书。
一心想着要见某人，却最后没能见到的失落感，简直比平日里的想念还更让人焦灼。殷胥头一回知道，自己也能如此静不下心来的烦躁。
他几乎是收不到回信也要三五日便朝长安的崔府送信，也要柳娘送了能养好眼睛的药物给她，殷胥想着如今二人的关系，崔季明应该能信任他，肯吃那些药了吧。
他还装作很恼火的样子，斥责了崔某人的小黄文。崔某人以一封毫无诚意的道歉信打发了他，信中直言“你要是当真觉得我冒犯了你，那我也不介意你冒犯我。请随意的不要脸的来冒犯我吧，就你的道行，还整不出超越我下限的妖蛾子。”
但至此以后，她回信中，渐渐开始正经起来，殷胥反倒心中又觉得失落。
四下无人时，殷胥也曾内心讨伐自己，不该装作出那般严肃的样子，毕竟……因此而自吃“苦头”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他想自己也不该总是这样。
然而分离的时间愈来愈久，他中途回过一两趟长安，而崔季明则因为是如今的太子伴读，而被派出去行事，二人几次失之交臂。几乎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崔季明的回信也愈发少了，她甚至可以收到他四五封信件却不回一封。
陆行帮甚至找不到她的所在，连信也接送不到。殷胥心中的惴惴不安一步步扩大，他几乎要认为是崔季明有意避开与他相遇了。而他连一个理由都未得到。
而另一面，殷胥又在查探崔翕当初带走言玉的目的，以及那时候找寻言玉的几位男子到底是何人，为突厥在南地提供支援的人物又是哪位。
只是他越深挖，越才发现江左世家之间有多么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而几乎是自长江以南，皇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管束到底有多么无力，这些郡望几乎是从大邺建立以来，就未曾真正被掌控在皇家手中一般。
他对于崔家如此复杂的背景，也稍微有些了解。而崔翕纵然自长安退下宰相之位有十几年，但江南提及翕公的名声，却仍然是如雷贯耳，这种影响力，让殷胥不由得感觉有些微妙。
但朝堂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也依然重要，一件件在他意料中推行着，但渐渐的，但仿佛这些事都可以暂搁，追逐着想见到崔季明，反倒成了他行事的重心。
这第二年的冬天，殷胥因空宗一事往苏州而去，路上暂停留在了吴兴。
在正月的吴兴城内，过了初五后街道上的繁华，已经超越了三十年前大邺人的想象。此地靠近太湖，太湖又不但临近苏州，无锡，又有江南河在内的几条运河沟通，在近些年内从南至北，运河周边的城镇如同膨胀般发展起来。
高祖时期曾命农民迁入东都洛阳，而农民怎么都不愿，自发性偷偷溜回乡村，几乎造成了当年的笑话。而如今，各地的城市却逐渐一步步壮大起来，尤其在这一两年间，发展与动荡几乎存在于每个角落。谁也不知道这变动是向盛世前行，亦或是下一场战乱前的暗雷。
但这时代变动的过程，却绝算不上是美好的。
自奴婢部曲制废后，曾在政令发布后实施前的短短一两个月，杀奴的狂潮在各地门阀庄园下掀起，以偏远地区尤甚，毕竟政令未实行的情况下，杀奴是完全合法的。无数主家以这种流血来恐吓警告手下的奴仆，并向朝廷发出不满与抵抗。
但实际大邺的体制是不能用奴隶部曲制度来概括，虽然在律法上“部曲奴婢身系于主”“或可自由买卖，隶属贱口”，但是与突厥所谓的征服人口的奴隶制仍然不同，许多奴隶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权利，在实际权力上与普通人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
因这种不算太明显的生存差距，面临主家铁血的镇压，大量的部曲奴婢分为了两种，一类为了谋求良民身份，集体出逃、烧杀主家、造成暴动，然后向土地富裕的地区转移，等待律法实行后可以在本地入户，分得正当渠道的土地。而另一类则觉得本来的奴婢身份过得也不算太差，或者是不肯放弃已有生活，协助主家坑杀追捕其余奴婢，妄图因此在最后的奴婢时代，获取主家的地位，不论是否能转成民户，都希望得到富庶的主家的庇护。
殷胥早在向殷邛提出废奴婢制时，就对这种各地将引发暴动的情况早有预料。
不单大邺，每朝每代的每一年，南北各地都有无数或大或小的暴动发生，这类暴动如同每年的雨雪一样，必然会来，只是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或者被解决了。
毕竟天下百姓之苦，是千年也未能改变的事实。纵然大邺这些年，赋税极低，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与前朝几百年动乱比起来，都活的很像个人了。但这种民福仍然是脆弱的，一场洪水，一年冻灾就能引起小片地区的崩溃，这种过不下去日子的暴怒与痛苦，总要由朝廷来承担。
而今年，几场暴动的矛头却对准了各地的主家郡望，终于不用朝廷来应付了。
朝廷虽然心里恨不得他们闹的稍微久一点，让某些以各种手段抵挡朝廷的各地门阀吃些苦头，但这类暴动若完全不制止，则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事态也很容易发展到朝廷控制不住。于是朝廷只对部分闹的死伤太多的暴动进行了出兵镇压，而对于其他的小动乱，基本都是朝廷出面帮助迁居且转成民户，分授土地。
而如何安顿这些新民户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毕竟还有大部分的土地在富户地主手中，富余的土地是不足够分给大量民户的，因此仍要有大量民户成为地主的佃户。在殷胥与薛菱的携手下，以及朝堂上群臣的消极态度中，新的租佃律法诞生。
朝廷规定租佃关系必须要确立契约，由当地衙门备案，租佃契约需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租佃期长与田租率。当然，大邺也并未出现权利义务这样的字眼，只是表明了各方的行事范围。且契约本身，不论是否有条例写明，只要备案便具有两项基本的原则，一是佃户可拒绝地主在契约外的其他要求；二则是在当地衙门认定的部分天灾与动乱下，地主若不对佃客进行存恤，则确定为违反律例，需要接受朝廷处罚。
当然朝廷维护契约双方，也会从所有备案的租佃契约中，抽取少量的佃租税。这种状况下，自然会有大量的地主，为了逃这额外的租佃税，选择私定契约，不在当地衙门备案。
然而新的律法与政策下，自由契约的实行，也让各地的地主富户开始了急剧的洗牌。
其中加剧这种洗牌的原因，是殷胥与薛菱发生矛盾后也一直坚持的一条律法。
这条律法便是朝廷不可规定具体的田租率，只可给出非常粗略、范围广泛的田租率规范。殷胥坚持制定的律法中，给出“二成至八成的田租率皆是可立契约”的条件，而薛菱却表示如果给地主如此范围的自由，他们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八成，那佃户则无路可活了。
而殷胥却不这么认为。他以前总以为朝廷是可以单方面制定这些比率的，但这几年来只是调控冻灾米价、各地设置塌房，为了获得资金而开始插手商行的殷胥，明白了前世坐在长安城内百年也不可能了解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商行是可以自发的形成合适的调控的。
曾经坑杀奴婢的地主几乎招不到佃客。而一大批以行商发家的富户，开始以契约备案、佃租降低、贷借种粮等等的优待政策，大批招揽佃客。地主收的田租太低，虽然能招到大批佃客，但对于富户自己而言则是赔钱的；田租太高，则一定会佃客四散，田荒业废。
虽非当年人人有地的均田制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往复，但佃户在人身上并不被地主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愿的租佃关系。于是在这样有商品经济风格的租佃市场上，也出现了优胜劣汰。
几乎... -->>
殷胥将信纸收起来，他条件反射的想将信收到怀中来放着，待夹入衣领内才想起这要是不小心让旁人看见了——就完蛋了！
他从书架上取出某本孝经来，夹进去收在一沓圣贤书内，装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他也一瞬间心中有种……冲动。既然马上就要相见，不若带着这封信去找她“质问”，但质问出的结果，那就只能算是他自己没事儿找事儿了。
可他的确是三番五次的想过……去作这样的死。
殷胥得了薛菱的指示，说是佛门一事手段激进对他绝对不利，如今朝堂上他又身处风口浪尖，不若在南地拖一段时间。他几乎是怀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奔向建康，只是在他路途上的时候，身在建康的崔季明却第一次得到了崔翕处得来的消息。
而当殷胥到达建康时，崔季明几乎是前脚离开了建康，往长安去了。她并未得知殷胥要来的消息，甚至连只言片语都未给他留下，便匆匆离开。
殷胥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好似崔季明在不在，对他而言是根本无所谓的事情。然而他所期待的一切的建康繁华，好似一下子就在内心变成了黑白。
他一直期待着崔季明能带他游览秦淮河畔，去玩过建康夜集，或许许多节日也可一并在建康度过。这里没有那么多兄弟家人，几乎就只有他们二人，而一切他一路上想过的美好场景，几乎在得知崔季明的离开后，一切都变成了瞎想。
殷胥对于这些心境，自然不会跟任何一个人说起，他只是一心去处理手头的事情，全心全意扑在这些棘手的工作上，一面还未曾停止对于言玉的追踪和对于南方世家的调查。就算耐冬要他出去休息游览几日，他也似乎也兴趣寥寥，几乎除了办公事外便是窝在建康行宫内读书。
一心想着要见某人，却最后没能见到的失落感，简直比平日里的想念还更让人焦灼。殷胥头一回知道，自己也能如此静不下心来的烦躁。
他几乎是收不到回信也要三五日便朝长安的崔府送信，也要柳娘送了能养好眼睛的药物给她，殷胥想着如今二人的关系，崔季明应该能信任他，肯吃那些药了吧。
他还装作很恼火的样子，斥责了崔某人的小黄文。崔某人以一封毫无诚意的道歉信打发了他，信中直言“你要是当真觉得我冒犯了你，那我也不介意你冒犯我。请随意的不要脸的来冒犯我吧，就你的道行，还整不出超越我下限的妖蛾子。”
但至此以后，她回信中，渐渐开始正经起来，殷胥反倒心中又觉得失落。
四下无人时，殷胥也曾内心讨伐自己，不该装作出那般严肃的样子，毕竟……因此而自吃“苦头”的事情不是第一次。他想自己也不该总是这样。
然而分离的时间愈来愈久，他中途回过一两趟长安，而崔季明则因为是如今的太子伴读，而被派出去行事，二人几次失之交臂。几乎有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崔季明的回信也愈发少了，她甚至可以收到他四五封信件却不回一封。
陆行帮甚至找不到她的所在，连信也接送不到。殷胥心中的惴惴不安一步步扩大，他几乎要认为是崔季明有意避开与他相遇了。而他连一个理由都未得到。
而另一面，殷胥又在查探崔翕当初带走言玉的目的，以及那时候找寻言玉的几位男子到底是何人，为突厥在南地提供支援的人物又是哪位。
只是他越深挖，越才发现江左世家之间有多么错综复杂的姻亲关系，而几乎是自长江以南，皇家对于这片土地的管束到底有多么无力，这些郡望几乎是从大邺建立以来，就未曾真正被掌控在皇家手中一般。
他对于崔家如此复杂的背景，也稍微有些了解。而崔翕纵然自长安退下宰相之位有十几年，但江南提及翕公的名声，却仍然是如雷贯耳，这种影响力，让殷胥不由得感觉有些微妙。
但朝堂上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也依然重要，一件件在他意料中推行着，但渐渐的，但仿佛这些事都可以暂搁，追逐着想见到崔季明，反倒成了他行事的重心。
这第二年的冬天，殷胥因空宗一事往苏州而去，路上暂停留在了吴兴。
在正月的吴兴城内，过了初五后街道上的繁华，已经超越了三十年前大邺人的想象。此地靠近太湖，太湖又不但临近苏州，无锡，又有江南河在内的几条运河沟通，在近些年内从南至北，运河周边的城镇如同膨胀般发展起来。
高祖时期曾命农民迁入东都洛阳，而农民怎么都不愿，自发性偷偷溜回乡村，几乎造成了当年的笑话。而如今，各地的城市却逐渐一步步壮大起来，尤其在这一两年间，发展与动荡几乎存在于每个角落。谁也不知道这变动是向盛世前行，亦或是下一场战乱前的暗雷。
但这时代变动的过程，却绝算不上是美好的。
自奴婢部曲制废后，曾在政令发布后实施前的短短一两个月，杀奴的狂潮在各地门阀庄园下掀起，以偏远地区尤甚，毕竟政令未实行的情况下，杀奴是完全合法的。无数主家以这种流血来恐吓警告手下的奴仆，并向朝廷发出不满与抵抗。
但实际大邺的体制是不能用奴隶部曲制度来概括，虽然在律法上“部曲奴婢身系于主”“或可自由买卖，隶属贱口”，但是与突厥所谓的征服人口的奴隶制仍然不同，许多奴隶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权利，在实际权力上与普通人的差距并非天壤之别。
因这种不算太明显的生存差距，面临主家铁血的镇压，大量的部曲奴婢分为了两种，一类为了谋求良民身份，集体出逃、烧杀主家、造成暴动，然后向土地富裕的地区转移，等待律法实行后可以在本地入户，分得正当渠道的土地。而另一类则觉得本来的奴婢身份过得也不算太差，或者是不肯放弃已有生活，协助主家坑杀追捕其余奴婢，妄图因此在最后的奴婢时代，获取主家的地位，不论是否能转成民户，都希望得到富庶的主家的庇护。
殷胥早在向殷邛提出废奴婢制时，就对这种各地将引发暴动的情况早有预料。
不单大邺，每朝每代的每一年，南北各地都有无数或大或小的暴动发生，这类暴动如同每年的雨雪一样，必然会来，只是绝大多数都被镇压或者被解决了。
毕竟天下百姓之苦，是千年也未能改变的事实。纵然大邺这些年，赋税极低，绝大多数地区的百姓与前朝几百年动乱比起来，都活的很像个人了。但这种民福仍然是脆弱的，一场洪水，一年冻灾就能引起小片地区的崩溃，这种过不下去日子的暴怒与痛苦，总要由朝廷来承担。
而今年，几场暴动的矛头却对准了各地的主家郡望，终于不用朝廷来应付了。
朝廷虽然心里恨不得他们闹的稍微久一点，让某些以各种手段抵挡朝廷的各地门阀吃些苦头，但这类暴动若完全不制止，则会引起一圈圈的涟漪，事态也很容易发展到朝廷控制不住。于是朝廷只对部分闹的死伤太多的暴动进行了出兵镇压，而对于其他的小动乱，基本都是朝廷出面帮助迁居且转成民户，分授土地。
而如何安顿这些新民户则成为了最重要的问题。毕竟还有大部分的土地在富户地主手中，富余的土地是不足够分给大量民户的，因此仍要有大量民户成为地主的佃户。在殷胥与薛菱的携手下，以及朝堂上群臣的消极态度中，新的租佃律法诞生。
朝廷规定租佃关系必须要确立契约，由当地衙门备案，租佃契约需要写明双方的权利义务，租佃期长与田租率。当然，大邺也并未出现权利义务这样的字眼，只是表明了各方的行事范围。且契约本身，不论是否有条例写明，只要备案便具有两项基本的原则，一是佃户可拒绝地主在契约外的其他要求；二则是在当地衙门认定的部分天灾与动乱下，地主若不对佃客进行存恤，则确定为违反律例，需要接受朝廷处罚。
当然朝廷维护契约双方，也会从所有备案的租佃契约中，抽取少量的佃租税。这种状况下，自然会有大量的地主，为了逃这额外的租佃税，选择私定契约，不在当地衙门备案。
然而新的律法与政策下，自由契约的实行，也让各地的地主富户开始了急剧的洗牌。
其中加剧这种洗牌的原因，是殷胥与薛菱发生矛盾后也一直坚持的一条律法。
这条律法便是朝廷不可规定具体的田租率，只可给出非常粗略、范围广泛的田租率规范。殷胥坚持制定的律法中，给出“二成至八成的田租率皆是可立契约”的条件，而薛菱却表示如果给地主如此范围的自由，他们肯定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八成，那佃户则无路可活了。
而殷胥却不这么认为。他以前总以为朝廷是可以单方面制定这些比率的，但这几年来只是调控冻灾米价、各地设置塌房，为了获得资金而开始插手商行的殷胥，明白了前世坐在长安城内百年也不可能了解的道理。在某种程度上，商行是可以自发的形成合适的调控的。
曾经坑杀奴婢的地主几乎招不到佃客。而一大批以行商发家的富户，开始以契约备案、佃租降低、贷借种粮等等的优待政策，大批招揽佃客。地主收的田租太低，虽然能招到大批佃客，但对于富户自己而言则是赔钱的；田租太高，则一定会佃客四散，田荒业废。
虽非当年人人有地的均田制已经几乎不可能在往复，但佃户在人身上并不被地主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选择自愿的租佃关系。于是在这样有商品经济风格的租佃市场上，也出现了优胜劣汰。
几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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