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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妇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 -->>
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妇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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