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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快感,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
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
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出去转一圈回来,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天黑得很早,月亮半隐半现。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但又或许只是错觉。
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那日游客并不很多,池中只我与他。老人主动与我交谈,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连中文都说不出,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像极了一个聋哑人。
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向我道歉,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我又羞又愧,恨不能找地缝钻了,好缓解此刻之糗,好在功能只是丧失,过了几分钟,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泡完温泉,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本是背了太多东西,才出来旅行,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整个人都清朗、通达起来。便应了邀,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彻底地清净开去。
酒是本地烧酒,度数不高,入口也不刺激,日本人不劝酒,全凭酒兴,多也可少也可,你若不喝,他自酌也得其乐。那是头一回,酒精入口,我竟有了“细品”的体验。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话也多了起来,动作也不受控制,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我跟他说了很多,我的工作,现状,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近乎死守的秘密,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
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而是这个场合,这个氛围,让我无所顾忌。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
他问我:“贾桑,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想做好事吗?”
我说:“对,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这不是诡辩,我不需要向你诡辩,因为你也不认识我,没那个必要。”
他点点头,抿了一口酒:“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
三十岁。是的,我想我该行动了。
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十六大在京召开,领导人正式更迭,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倏然不惊。
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我忽而兴奋,忽而忐忑,跌宕中意识到,这便是人生的转折,一切的转机,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
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放下行李,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
那时候我有个男友,叫海东青,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我亦毫无动摇。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强奸我,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一刹那我终于崩溃,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
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
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身边是风声,呼啸着,鞭笞着。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我想我不是可疑的,是确凿的。我只求全身而退,又不免蠢蠢欲动,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研磨着。
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或是人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更可恶的是,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观察着我,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
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索性停下了脚步,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接着又大声呼喊,咒骂。
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是能动,还是不能动。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
然而我一趟下,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我大声的咳嗽,拼命地呼吸,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绝不求饶。不知过了多久,施暴停止了。我便站起来,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一旦我停下来,拳脚便立刻上来,使我无法停顿休息,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我终于失去了平衡,栽进了一条河里。几乎没有办法挣扎,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异物感,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一切都很静,又喧哗不息。
突然一刹那,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我拼命地蹬腿,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身体却越沉越深。
不知沉了多久,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将我连根拔起,离开水面那一刻,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
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不要动,动就弄死你。”
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既然我已经死了,便不能再跪。我不会再跪。
“这疯子。”有人骂道,“老子一枪毙了你。”
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然后被打翻在地,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我说:“快点,快让我死得透一点。”
他们哄笑着,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我却毫无知觉,重复着站起来,再跌下去,仿佛永无尽头,似乎永不可解。
的快感,当你面对不实的道德指控时。
但你从来都没有行动过,而那个积累的期限也似乎遥遥无期。
我到札幌的时候已经快近冬天,出去转一圈回来,眼里都是晃晃的白色。天黑得很早,月亮半隐半现。天边似乎有城市灯火映出的紫色云彩,但又或许只是错觉。
我住的地方恰在景区,于是晚上便去泡了泡温泉。在池子里遇到一个老人,据说是旅美回来的艺术家,那日游客并不很多,池中只我与他。老人主动与我交谈,而我因二十多天没说过话,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连中文都说不出,嘴里只能蹦出咿咿呀呀地无意义的单声,像极了一个聋哑人。
他也认为我确实就是,向我道歉,并打起了简单的手语。我又羞又愧,恨不能找地缝钻了,好缓解此刻之糗,好在功能只是丧失,过了几分钟,我已能磕磕巴巴地说起英文来。泡完温泉,他又邀我去他屋里喝酒。温泉中短暂的聊天是我整个旅行当中的唯一一次交流,我便觉得似乎洗去了很多东西。本是背了太多东西,才出来旅行,谁知真的就在这一路上不停地丢弃,整个人都清朗、通达起来。便应了邀,也是想彻底卸下所有包袱,彻底地清净开去。
酒是本地烧酒,度数不高,入口也不刺激,日本人不劝酒,全凭酒兴,多也可少也可,你若不喝,他自酌也得其乐。那是头一回,酒精入口,我竟有了“细品”的体验。这在过去近十年的酒桌上,都是不曾有过的。
结果度数不高的日本酒让我大醉一场,话也多了起来,动作也不受控制,灯光在和式拉门上淡淡投出我手舞足蹈的身影。我跟他说了很多,我的工作,现状,生活,其中大部分是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对人说出的、近乎死守的秘密,即使是在酩酊大醉之后。
我对他怀有的并不是天然的信任感,而是这个场合,这个氛围,让我无所顾忌。到后来我甚至喜极而泣,一为找到了旅行的意义,一为可以讲真话之快。
他问我:“贾桑,你说的话我不是很懂,你是说自己想做个好人,想做好事吗?”
我说:“对,我的出发点从来都是善的,这不是诡辩,我不需要向你诡辩,因为你也不认识我,没那个必要。”
他点点头,抿了一口酒:“但我曾经听一个中国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光有态度不行动的人都很可疑。”
当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就醉得不醒人事了,但我想我当时应该是很满足的,因此第二日便收拾了行李回国。这个旅程的终点就画在了那句话上。
三十岁。是的,我想我该行动了。
那是2002年的十一月,十六大在京召开,领导人正式更迭,三个代表被记入党纲,一切宏微观上的变化都是如此的平缓,倏然不惊。
我到石城的时候已接近晚上,细雨落在机场大巴的窗户上,敲在我动荡不安的心里。我忽而兴奋,忽而忐忑,跌宕中意识到,这便是人生的转折,一切的转机,我终于要向自己交出一份尚可的答卷。
这样的心情一直持续到我打开家门,放下行李,然后看见浴缸边上垂下的白皙手腕,和滴滴答答敲响地面的鲜热液体。
那时候我有个男友,叫海东青,出发去冲绳前夜我正式与他分手,他虽哭闹且以自杀相逼,我亦毫无动摇。然而当我理清了生命复杂混乱的主线之后,他却用他的生命终结来威胁我,强奸我,使我积攒起来的所有信念在那个微妙的点上彻底破碎瓦解,一刹那我终于崩溃,价值观不知该往那个基盘上堆砌,我突然不能认识自己,不能认识这世上的一切。
本有一盏灯可以点亮。
我渐渐熟悉了这种黑暗,身边是风声,呼啸着,鞭笞着。我一生从未真正行动过,过去不曾有,将来也不会有。全身而退是我最后的答卷。我想我不是可疑的,是确凿的。我只求全身而退,又不免蠢蠢欲动,我总被这样的心绪折损着,研磨着。
我一脚深一脚浅的走着,渴望听到车辆的声音,或是人声,但这一切都是徒劳,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走了相反的路,往越来越人迹罕至的地方去了。更可恶的是,或许那个绑架我的人此刻就在我身边,观察着我,像一只仍然不自知的困兽,以为能在黑暗中摸到出路。
想到这我彻底沮丧起来,索性停下了脚步,有些听天由命地坐在地上,接着又大声呼喊,咒骂。
但是很快我便我悲哀地意识到,此刻我任何的举动都是对自己人生的反讽,无论我是动还是不动,是能动,还是不能动。于是我便有些懊恼地侧躺下来,听天由命地闭上眼睛。
然而我一趟下,拳脚便如雨点般砸了下来,五脏六腑都被震得奏鸣起来,我大声的咳嗽,拼命地呼吸,用我作为男人的最后尊严来忍受,绝不求饶。不知过了多久,施暴停止了。我便站起来,继续往不知道的方向走去。一旦我停下来,拳脚便立刻上来,使我无法停顿休息,接着反复不知多少次,我终于失去了平衡,栽进了一条河里。几乎没有办法挣扎,河水从我的耳朵眼睛鼻子里涌进来,异物感,窒息感伴随在下沉的过程里,一切都很静,又喧哗不息。
突然一刹那,浮力摘去了我的眼罩,面前是一片朦胧的光亮,我拼命地蹬腿,似乎离那光亮越来越近,身体却越沉越深。
不知沉了多久,意识已经与身体剥离,忽而一股狠力抓住我的后劲,将我连根拔起,离开水面那一刻,难以名状的巨大悲伤使我几乎快哭出来。
我被四五个人包围着,他们强迫我跪在中间,并将冰冷的枪口对着我的湿漉漉的太阳穴,有个不知哪里的口音说:“不要动,动就弄死你。”
但我却坚持认为自己已经死了,既然我已经死了,便不能再跪。我不会再跪。
“这疯子。”有人骂道,“老子一枪毙了你。”
于是我一次次地挣扎着爬起来,然后被打翻在地,我祈求他们快点行刑,我说:“快点,快让我死得透一点。”
他们哄笑着,解下皮带抽打我的大腿内侧,我却毫无知觉,重复着站起来,再跌下去,仿佛永无尽头,似乎永不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