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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已失传。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8年），贾谊才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汉高后八年（前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岁，在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这样锋芒毕露，难免遭群臣嫉妒。后来，汉文帝听信谗言，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7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梁怀王的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前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在极度自责和郁郁寡欢的生活中，一年后贾谊英年早逝，时年岁。
《过秦论》是贾谊最有名的作品，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贾谊的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枚乘（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0年），西汉辞赋家，字叔，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
枚乘从小酷爱文学，以善写汉赋而知名。先在广陵吴王刘濞宫中当文学侍从，得知吴王欲谋反，上书劝阻，不从，便离去。投奔梁孝王刘武，颇受尊重。景帝知其名，任命他为弘农郡都尉。他只爱文学，不愿为官，“以病去官”。复至梁国，与梁孝王的门客庄忌邹阳等交游，作赋论文。梁孝王死后，宾客星散，枚乘便回淮安。武帝即位后，钦慕他的文名，立即请他赴京城长安，因年老体衰，死于道中。
枚乘著有汉赋9篇，文篇。《七发》是其代表作，全赋假说楚太子有病，吴客往见，说音乐饮食车马田猎等七事以启发之。上承楚辞铺陈夸饰的传统，下开一代文体汉赋的先河，在文学上极有影响，仿作者很多，如张衡的《七辨》曹植的《七启》等，被后人称之为“七体”。
《七发》是一篇讽喻性作品，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赋中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首段为序，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缘由：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所造成，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文学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贵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应重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
《七发》在赋的发展过程中地位非常重要，在写作方法上，枚乘采用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下的问答体，内容也以铺陈的描写事物为主，不同与楚辞中通过自然景物和社会事件，描写作者自身感受抒发情感的风格。汉代后来的大赋都继承了《七发》的风格，多采用这种问答体，对事物进行不遗余力的铺陈描写。
枚乘的《七发》是赋中之精品，属于承接楚屈原赋与汉贾谊司马相如赋的中间者。在枚乘之前的楚赋，主要是诗歌体，而他则开创了散文体的赋的先河。枚乘为梁园文学的杰出作家，其《七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深远影响。《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爆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79年前7年），原名司马长卿，小名犬子，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才改名，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西汉文学家，汉赋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司马相如一生著作颇丰，据《史记》记载有9篇，但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他的作品现存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历经000多年的传诵，成为了不朽的爱情篇章。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他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
2000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公元前79年前年），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称号于一身。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
淮南小国在刘安的统治下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纳贤才多达数千人，其中突出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周左吴8人，号称“八公”。刘安组织这批贤才们著书立说，共同撰写了《淮南子》。
建元元年（前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
《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戚。窦氏于建元二年（前9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还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建元六年（前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随即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主持了大政。
元光元年（前年）间，汉武帝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
直到田蚡死后，元狩元年（前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刘安亦被追究而自杀身亡。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淮南子》内容博杂，文字艰深，包括内篇卷，外篇卷，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淮南子》一书，融法儒精髓于一炉，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天文地理军事民俗神话等等，堪称鸿篇巨制。其中有关农学医学等的知识极为丰富，如他首次完整地确立了农历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该书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语言如行云流水，文章富于变化，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很多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颇有趣味。
我国许多传统神话故事，因《淮南子》得以流传，《淮南子》也因此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典。我们从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依然魅力不减的勃勃生机。
司马迁（约公元前年前87年），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司马迁受他的影响较深。
司马迁从0岁开始，就广泛到各地游历，为写《史记》做准备，进行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元封三年（前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负责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和文书档案，得观国家藏书，为治史提供了众多的资料。
编写一部史书是司马谈的愿望，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后来由于为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充，发愤著书，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家族世为史官，虽富有才学，却没有政治地位。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之辱，让他感到世态的炎凉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趋利忘义。这件事使他体味最深的是王法的苛薄君王的无情狱吏的残暴。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而对《史记》的创作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史记》是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它体大思深，俯仰古今，无所不包，可称为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它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浑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它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
扬雄（公元前年公元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学者辞赋家。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后来经过同乡杨庄的推荐，受到成帝的召见，并拜为黄门侍郎，也就此进入了官僚“预科班”。
然而，在这个“预科班”里，他却几乎成了个毕不了业的“留级生”，除了做过十年中散大夫外，0年间未徙官！而皇帝召他的主要目的，也只不过是看中了他的文采，要他应命制作，就像徘优弄臣一样，讨个欢心罢了。好在他自己也没有做官的意思，只希望领一份稳定的工资，以解温饱问题。
于是，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正是有了这些条件，他才能够创作出可与司马相如比肩的汉赋，同时模拟《易经》作出《太玄》，模拟《论语》作出《法言》等，以及编写出了语言学著作《方言》（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成为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语言学家的一代大儒。
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严君平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沉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
除了老师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师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
扬雄和司马相如是同乡，并深深仰慕他，连作赋的文风也是从他那里摹仿来的，他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司马相如是潇洒的，官做得不爽就回家，因为他老婆的娘家有钱，物质基础比较雄厚，精神追求自然就会成为生活的主要方面。而扬雄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一份稳定而且丰厚的收入显然是潇洒不起来的。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
《甘泉》《羽猎》诸赋，是扬雄模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班固（约9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9岁能诵读诗赋，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明帝时，班固曾任兰台令史。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
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
班固与窦宪本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平四年（9年），窦宪回朝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因为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其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汉武帝太初时期，太初以后的史实便阙而不录。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
班固的父亲班彪（年年）认为这些续篇多鄙俗失真，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列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同时班固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死于狱中，未完成部分为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完成。《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的主旨：“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班固编撰《汉书》有歌颂汉朝的功德之意。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西汉一朝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它既袭用《史记》的资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如《贾谊传》收入《治安策》《晁错传》收入《言兵事书》等。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的史事。此外，《汉书》记载大量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基本情况。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张衡（78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著有《二京赋》《南都赋》《温泉赋》《归田赋》《思玄赋》《四愁诗》等名篇。
张衡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向西北而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拜访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和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温泉，作《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9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只有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9年），崔骃的儿子崔瑗来到京师，跟贾逵学会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和他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在洛阳，张衡渐渐地有了名气，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人。
当时洛阳和长安都是很繁华的城市，城里的王公贵族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张衡对这些很看不惯，他写了两篇文学作品《西京赋》和《东京赋》（西京就是长安，东京就是洛阳），讽刺这种现象。据说他为了写这两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前后一共花了十年工夫，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班固的《两都赋》。
《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安地势之利，建都之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欲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一面。《东京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它对洛阳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都可以看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治成就。
《南都赋》在张衡的赋中并非代表之作，但由于这是以其家乡南阳为咏写对象的作品，里面不仅包含了他的乡土感情，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光武帝龙兴之地的南阳在东汉时代的特殊地位，所以还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出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颇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亦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
赵晔，生卒年不详，东汉学者，字长君，山阴（今绍兴）人，著有《诗细》《历神渊》和《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属杂史一类的散文。它的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主要内容是记叙伍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众人皆知：
勾践元年（前9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越王勾践战败，阖闾伤足而死，夫差继位。勾践三年（前9年），越伐吴，夫差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困守于会稽山。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太宰求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谏就同意了。
勾践在范蠡的参谋下，于公元前492年到吴国给夫差当奴仆，被关在石城，俯首称臣，三年后，夫差动了恻隐之心，准备放勾践回越国，大臣伍子胥坚决反对，说放勾践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吴王夫差不听，将勾践放回。
回国后勾践委托范蠡建城作都，每晚睡在柴垛上，在房门口挂一个苦胆，每天都要舔一舔，卧薪尝胆，不听音乐，不近女色，念念不忘复仇。他对外继续讨好吴王，不断送礼，给吴王送去西施等美女和大量的木材，以麻痹吴王夫差。对内休养生息，富国强兵，鼓励增加人口，以增强国力，并和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
公元前8年，吴王向北进攻齐国，越王勾践听说了非常高兴，就拿贵重的珍宝贿赂太宰，鼓励吴攻齐。伍子胥知道后说，这是越国要毁掉吴国啊，就进谏吴王放弃攻齐，而攻打越国。
公元前7年，越王又攻打吴国，将吴王包围，吴王写信用箭射给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
越王灭吴后，范蠡看出越王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就劝文种离开。范蠡同西施乘一条小船离去，后游齐国，改称陶朱公，经商致富。文种不听范蠡的劝告，后来被越王杀害。
《吴越春秋》的内容不拘泥于历史，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融入了民间传说，例如它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
在人物性格的表现上，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写的很好。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最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部分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后半部分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现的，出言激切，无所顾忌。
《吴越春秋》选材于史籍《国语》《左传》《史记》，却又不完全照抄，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诗品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录而成的，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各种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为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往往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婉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它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心怀故土，情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他们书写游子之歌，他们作下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就成了《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
《古诗十九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到了汉末就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物候节气等，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贾谊像
◆长沙贾谊故居的贾谊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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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博士”
“博士”这个官名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朝及汉朝初期，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朝的博士是太常属官。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博士多置弟子，初为50人。武帝之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已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不同。唐朝，设国子四门等博士。明清两代亦有“国子博士”。
枚乘与《七发》
贾谊虽然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朝，但是若论才情，即使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也未必逊色。他不但文章写的漂亮，而且关心政治，政策水平相当高。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西汉文豪枚乘所作的《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在赋体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
◆枚乘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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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之子枚皋
枚乘有庶子枚皋，字少孺，也是当时有名的汉赋作家，据《汉书》记载，他作有汉赋120篇。枚皋深受父亲熏陶，自幼爱好文学，并且善于辞赋。17岁那年，他上书梁共王，梁共王非常赏识他的才学，便召他为郎。枚皋才思敏捷，下笔立就，深得汉武帝的宠爱。今淮安河下有枚亭枚公河枚里街，皆为纪念枚氏父子。
汉赋大师司马相如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扬雄（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非常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
◆《古文观止》卷之六《司马相如谏猎》
◆文君卖酒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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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作品创“第一”
《天子游猎赋》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庭的阴森黑暗，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几篇作品，为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几个“第一”。
博古通今之《淮南子》
《淮南子》在继承老子“无为”思想的同时，又对之作出了修正补充和改造，把“无为”理解为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被誉为“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巨著。
◆淮南王刘安塑像
◆《淮南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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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渊源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两部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从原著看，《淮南子》没有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了《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中年由于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但他伟大的抱负支撑起了他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文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司马迁像
◆《史记》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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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传世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史记留侯世家》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报任少卿书》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蜀中大儒扬雄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扬雄墓
◆明代刻本《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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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君平其人
《汉书》里有一则故事，说杜陵李强与扬雄友善，雄曾屡次向李称道严君平美德。后来李强出为益州牧，以为可以收用君平，临行，扬雄告戒说：“君备足礼数与之相见，此人可以得见，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为然。及至成都，致礼相见，面对君平的飘然清高，李强终不敢提让君平出来辅助自己的事。
班固与《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班固像
◆《汉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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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195年的史实。其中，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旷世奇才张衡
东汉科学家张衡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他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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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原的地动仪
张衡的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领域是地震学。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烁古今的地动仪的发明。但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地动仪，并不是张衡发明的，而是后人复原的。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早就毁于战火了。在20世纪50年代，王振铎先生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复原了张衡的这项伟大发明，并且被认为是科学的，甚至被广泛纳入小学生的课本。不过，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出洋相，它要么不能动，要么就是跺脚也会被当成地震。但不管怎么说，王振铎先生在地动仪外型上的复原，还是卓有建树的。
◆《西京赋》书影
历史散文《吴越春秋》
从《史记》到《吴越春秋》：在叙事散文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式样。《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小说的先河。
◆越王勾践石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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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同时，它们在写作上也有一些共同特点：记录基本史实之外，还虚构了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从文学视角来看，《吴越春秋》较《越绝书》更具文学性。
◆范蠡像
“诗母”《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被后人称为“诗母”“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古诗十九首卷。明陈道复书法。
◆《迢迢牵牛星》之牛郎织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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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全诗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了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及的情状。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了思妇借助单调往复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
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已失传。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8年），贾谊才8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了很大的教益。
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安定。汉高后八年（前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79年），吴公被征召到中央政府，任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中央政府，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政治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岁，在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这样锋芒毕露，难免遭群臣嫉妒。后来，汉文帝听信谗言，开始有意疏远贾谊，并将他派去当长沙王的太傅。在政治上受挫的贾谊辞别了京城，来到了地处偏远的长沙。他听说长沙地势低，湿度大，自认为此去长沙将享寿不长，而且又因为是被贬谪，心情非常不好，常常拿自己与屈原作比。在这种情况下，他便写下了千古流传的《吊屈原赋》。
汉文帝七年（前7年），文帝思念远在长沙的贾谊，于是将他召进皇宫，当梁怀王的太傅。汉文帝十一年（前9年），梁怀王刘揖入朝，骑马摔死了。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在极度自责和郁郁寡欢的生活中，一年后贾谊英年早逝，时年岁。
《过秦论》是贾谊最有名的作品，分上中下三篇。这是一组见解深刻而又极富艺术感染力的文章。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一种语言上的生动气势，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势来统一六国一样不可阻挡。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陈政事疏》和《论积贮疏》是贾谊的批评时政之作，提出用“众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巩固中央集权制；要“驱民而归之农”，巩固政权。其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气势汹涌，词句铿锵有力，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
枚乘（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0年），西汉辞赋家，字叔，淮安（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
枚乘从小酷爱文学，以善写汉赋而知名。先在广陵吴王刘濞宫中当文学侍从，得知吴王欲谋反，上书劝阻，不从，便离去。投奔梁孝王刘武，颇受尊重。景帝知其名，任命他为弘农郡都尉。他只爱文学，不愿为官，“以病去官”。复至梁国，与梁孝王的门客庄忌邹阳等交游，作赋论文。梁孝王死后，宾客星散，枚乘便回淮安。武帝即位后，钦慕他的文名，立即请他赴京城长安，因年老体衰，死于道中。
枚乘著有汉赋9篇，文篇。《七发》是其代表作，全赋假说楚太子有病，吴客往见，说音乐饮食车马田猎等七事以启发之。上承楚辞铺陈夸饰的传统，下开一代文体汉赋的先河，在文学上极有影响，仿作者很多，如张衡的《七辨》曹植的《七启》等，被后人称之为“七体”。
《七发》是一篇讽喻性作品，作者对自己的见地充满了自信，对其所要表现的对象善于作淋漓尽致的描写，以至于使文章具有充溢的气势和舒展的意象。作品讽喻的意图在主客对话间表现得清楚明白。赋中以互相问答的形式构成八段文字。首段为序，借吴客之口，分析了楚太子患病的缘由：贪逸享乐荒淫奢侈的宫廷生活所造成，指出这种病非药灸所能治，唯有“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之”。第二至八段，即写吴客以七种办法启发太子，为他去病。前六种是为他描述音乐之美饮食之丰马车之盛宫苑之宏深田猎之壮阔观涛之娱目舒心，结果都不管用。最后吴客向太子推荐文学方术之士，“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作品的主旨在于揭示贵族腐朽生活的戕害人身，提出了应重用文学方术之士的主张。
《七发》在赋的发展过程中地位非常重要，在写作方法上，枚乘采用在一个虚构的故事框架下的问答体，内容也以铺陈的描写事物为主，不同与楚辞中通过自然景物和社会事件，描写作者自身感受抒发情感的风格。汉代后来的大赋都继承了《七发》的风格，多采用这种问答体，对事物进行不遗余力的铺陈描写。
枚乘的《七发》是赋中之精品，属于承接楚屈原赋与汉贾谊司马相如赋的中间者。在枚乘之前的楚赋，主要是诗歌体，而他则开创了散文体的赋的先河。枚乘为梁园文学的杰出作家，其《七发》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深远影响。《七发》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的正式形成。
《七发》一文以观潮的描写最为精彩，宋玉《高唐赋》也有对于山洪爆发场面生动逼真的描写，二者的描写对象相似，而且都铺陈得非常充分。然而，枚乘成功地突破了宋玉所采用的客观的描写手法，而把潮水写成一支声势显赫的军阵。他从形貌动态气势声威各方面加以比较，多角度展现潮水与军阵之间近乎神似的相通之处。枚乘对潮水的描写发挥出丰富的想象力，人的主观精神贯注于自然，使自然的再现闪耀着生命的光辉，因而有一种激动人心的力量。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79年前7年），原名司马长卿，小名犬子，因为仰慕战国时代的名相蔺相如才改名，四川蓬州（今南充蓬安）人，西汉文学家，汉赋的代表作家和奠基人。司马相如一生著作颇丰，据《史记》记载有9篇，但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他的作品现存有《天子游猎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等。
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击剑，被汉景帝封为“武骑常侍”，但这并非其初衷，故借病辞官，投奔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县有一富豪卓王孙，其女卓文君，容貌秀丽，素爱音乐又善于击鼓弹琴，而且很有文才，但不幸成望门新寡。
司马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有位才貌双全的女儿，他趁一次作客卓家的机会，借琴表达自己对卓文君的爱慕之情，他弹琴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这种在今天看来也是直率大胆热烈的措辞，自然使得在帘后倾听的卓文君怦然心动，并且在与司马相如会面之后一见倾心，双双约定私奔。当夜，卓文君收拾细软走出家门，与早已等在门外的司马相如会合，从而完成了两人生命中最辉煌的事件。
卓文君也是一个奇女子，与司马相如回成都之后，面对家徒四壁的境地（这对爱情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大大方方地在临邛老家开酒肆，自己当垆卖酒，终于使得要面子的父亲承认了他们的爱情。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也历经000多年的传诵，成为了不朽的爱情篇章。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他通过自己的辞赋创作实践和有关辞赋创作的论述，对辞赋创作的审美创作与表现过程进行了不少探索，看似只言片语，但与其具体赋作中所表露出的美学思想相结合，仍可看出他对赋的不少见解。他已经比较完整地提出了自己的辞赋创作主张。从现代美学的领域，对其辞赋美学思想进行阐释，无疑是有益的和必要的。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放在一起作专节介绍，并指出：“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
司马相如还是汉代很有成就的散文名家，在语言的运用和形式的发展等方面，司马相如对汉代散文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其散文流传至今的有《谕巴蜀檄》《难蜀父老》《谏猎疏》《封禅文》等。
2000多年来，司马相如在文学史上一直享有崇高的声望。两汉作家，绝大多数对他十分佩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整个《史记》中，专为文学家立的传只有两篇：一篇是《屈原贾生列传》，另一篇就是《司马相如列传》，仅此即可看出司马相如在太史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西汉初年的淮南王刘安（公元前79年前年），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的称号于一身。汉高祖刘邦之孙厉王刘长之子，汉武帝刘彻的叔父。
淮南小国在刘安的统治下出现了相对繁荣的局面。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广纳贤才多达数千人，其中突出的有苏非李尚田由雷被伍被晋昌毛周左吴8人，号称“八公”。刘安组织这批贤才们著书立说，共同撰写了《淮南子》。
建元元年（前0年）刘彻登基，时年仅岁。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张加强王权的儒士出任将相。准备采纳文景时期大为失意的贾谊晁错一派的政治主张，即对内削弱诸侯加强中央，对外则抗御匈奴。
《淮南子》中有“主术训”一篇，专讲帝王之术，其所针对的，就是初登基的汉武帝刘彻。刘彻志在尊王攘夷，削诸藩，破匈奴，实施“大有为”之政。刘安则主张因循旧范，无为而治。由此引申为政策，也就是要坚持汉初旧制，从而保护刘氏诸王集团裂土称王的既得利益。而建元初年主导政治大势的，并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轻人汉武帝，而是素好黄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窦氏以及诸窦诸刘列王贵戚。窦氏于建元二年（前9年）临朝干政罢免刘彻所任命的儒学将相，否定刘彻加强王权削弱诸侯的政策方向。这实际是一场未动干戈的宫廷政变。
在这场政治争论中，甚至汉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刘安一边，还与刘安私下计议安排关于刘彻的后事问题。建元六年（前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现彗星。刘安认为这种天象预兆着“兵当大起”，天下将要大乱，于是“治军械，积金钱”，准备武装起事。随即太皇太后窦氏驾崩，刘彻主持了大政。
元光元年（前年）间，汉武帝召见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汉武帝决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新政的首要方针是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即“罢黜百家，首尊儒术”。
直到田蚡死后，元狩元年（前年）刘安积蓄已久的反谋终于被揭露，刘彻说：如果田氏仍在，当灭族矣！刘安亦被追究而自杀身亡。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这里设立了九江郡，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淮南子》内容博杂，文字艰深，包括内篇卷，外篇卷，内篇论道，外篇杂说。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淮南子》一书，融法儒精髓于一炉，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历史经济天文地理军事民俗神话等等，堪称鸿篇巨制。其中有关农学医学等的知识极为丰富，如他首次完整地确立了农历二十四节气，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贡献，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该书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淮南子》语言如行云流水，文章富于变化，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很多神话传说，如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颇有趣味。
我国许多传统神话故事，因《淮南子》得以流传，《淮南子》也因此成了研究中国古代神话的宝典。我们从中看到了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智慧和力量，也看到了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依然魅力不减的勃勃生机。
司马迁（约公元前年前87年），字子长，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报任安书》《悲士不遇赋》等。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期任太史令，是一位具有多方面修养的学者，司马迁受他的影响较深。
司马迁从0岁开始，就广泛到各地游历，为写《史记》做准备，进行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元封三年（前08年），继父职任太史令，负责掌管国家图书典籍天文历算和文书档案，得观国家藏书，为治史提供了众多的资料。
编写一部史书是司马谈的愿望，他死前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后来由于为李陵辩解，获罪下狱，受腐刑。出狱后，任中书充，发愤著书，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史记》。
司马迁家族世为史官，虽富有才学，却没有政治地位。司马迁替李陵辩解而遭受宫刑之辱，让他感到世态的炎凉友道的味苦世俗的趋利忘义。这件事使他体味最深的是王法的苛薄君王的无情狱吏的残暴。李陵之祸对司马迁个人来说是一场悲剧，而对《史记》的创作却是一个动力和新的起点。
《史记》是对我国有史以来的历史文化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整理和总结，它体大思深，俯仰古今，无所不包，可称为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它既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也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它在人物塑造情节和场面的安排以及语言的运用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风格雄浑奇伟，行文有感情，有气势，体现了西汉鼎盛时期的文风。《史记》不但是中国史传文学的集大成者，而且它的文章对于魏晋小说唐宋古文，甚至宋元戏曲，都有很大影响，成为中国文学重要的源头活水。它为后代的传记文学树立了光辉典范，成为后代散文家学习写作的圭臬。它直接影响了我国古代小说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也成为后代戏曲小说取材的渊薮。
扬雄（公元前年公元8年），一作“杨雄”，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郫县）人，学者辞赋家。
扬雄少时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后来经过同乡杨庄的推荐，受到成帝的召见，并拜为黄门侍郎，也就此进入了官僚“预科班”。
然而，在这个“预科班”里，他却几乎成了个毕不了业的“留级生”，除了做过十年中散大夫外，0年间未徙官！而皇帝召他的主要目的，也只不过是看中了他的文采，要他应命制作，就像徘优弄臣一样，讨个欢心罢了。好在他自己也没有做官的意思，只希望领一份稳定的工资，以解温饱问题。
于是，皇帝下令永不夺俸，让他终身享受政府津贴，还特许在国家档案馆（石室金柜）看书。正是有了这些条件，他才能够创作出可与司马相如比肩的汉赋，同时模拟《易经》作出《太玄》，模拟《论语》作出《法言》等，以及编写出了语言学著作《方言》（研究西汉语言的重要资料），成为既是文学家思想家又是语言学家的一代大儒。
扬雄为人清高，不事俗品：“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是一个好学深思，同时又有高尚修养的儒者。而这些，都得益于他的老师严君平。严君平博学德高，隐于市井，“专精《大易》，沉于《老》《庄》”，是一位民间的道学高人。
除了老师之外，扬雄还有一门远亲林间翁孺，通明训诂，尤晓异代方言，扬雄师从他学文字语言之学，为后来成为一名有成就的文字学家，奠定了基础。
扬雄和司马相如是同乡，并深深仰慕他，连作赋的文风也是从他那里摹仿来的，他说：“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司马相如是潇洒的，官做得不爽就回家，因为他老婆的娘家有钱，物质基础比较雄厚，精神追求自然就会成为生活的主要方面。而扬雄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一个生活在贫困线上的人，没有一份稳定而且丰厚的收入显然是潇洒不起来的。
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另外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
《甘泉》《羽猎》诸赋，是扬雄模仿司马相如《子虚》《上林》而写的，其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其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作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立人，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
班固（约9年），东汉史学家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9岁能诵读诗赋，岁时得到当时学者王充的赏识，建武二十三年（7年）前后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
明帝时，班固曾任兰台令史。章帝时，班固职位很低，先任郎官。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
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命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
班固与窦宪本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平四年（9年），窦宪回朝后，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因为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其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止于汉武帝太初时期，太初以后的史实便阙而不录。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
班固的父亲班彪（年年）认为这些续篇多鄙俗失真，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列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同时班固因“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究，欲就其业”。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死于狱中，未完成部分为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完成。《汉书叙传》中，班固曾述其撰书的主旨：“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班固编撰《汉书》有歌颂汉朝的功德之意。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
西汉一朝有价值的文章，《汉书》几乎搜罗殆尽。它既袭用《史记》的资料，又新增了不少史料，在收录人物的同时，多引述其政治经济策论，如《贾谊传》收入《治安策》《晁错传》收入《言兵事书》等。同时，也为史事拾遗补缺，如《萧何传》增补了“项羽负约，封沛公于巴蜀为汉王”的史事。此外，《汉书》记载大量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基本情况。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张衡（78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河南南阳县南）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卓越的数学家天文学家地理学家。著有《二京赋》《南都赋》《温泉赋》《归田赋》《思玄赋》《四愁诗》等名篇。
张衡早年即善于为文。十六七岁，他便离家拜师访友。从他家向西北而行，过武关，经蓝田南山，到达长安。他拜访了三辅京兆右扶风和左冯翊。此后，东去新丰，参观骊山温泉，作《温泉赋》，这是他的少作之一。
由新丰再向东，过函谷关，张衡就到了京师洛阳。这时候的洛阳，早一辈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已经不多见了。王充已年过七十，大将军窦宪幕府里几位著名的文人，随着窦宪的垮台，也都去世了。班固崔骃都于和帝永元四年（9年）逝世。傅毅还死在他们的前头。只有贾逵还健在。和帝永元六年（9年），崔骃的儿子崔瑗来到京师，跟贾逵学会文历数京房《易传》六日七分等学问，为太学里诸儒生所钦佩。张衡大概在这时候认识了崔瑗，并和他成为了最要好的朋友。
张衡兴趣广泛，自学了《五经》，贯通了六艺的道理，而且还好研究算学天文地理和机械制造等。但在青年时期，他的志趣大半还在文学诗歌辞赋散文。在洛阳，张衡渐渐地有了名气，朋友也多起来了，他结交了马融王符窦章等人。
当时洛阳和长安都是很繁华的城市，城里的王公贵族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张衡对这些很看不惯，他写了两篇文学作品《西京赋》和《东京赋》（西京就是长安，东京就是洛阳），讽刺这种现象。据说他为了写这两篇作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修改，前后一共花了十年工夫，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班固的《两都赋》。
《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安地势之利，建都之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嫔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欲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一面。《东京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它对洛阳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傩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都可以看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饬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治成就。
《南都赋》在张衡的赋中并非代表之作，但由于这是以其家乡南阳为咏写对象的作品，里面不仅包含了他的乡土感情，同时也反映了作为光武帝龙兴之地的南阳在东汉时代的特殊地位，所以还是具有很高的文学与历史价值。
张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在辞赋诗歌和散文等方面都有优秀的业绩，表现出了独创性。辞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张衡所作各体，大赋骚体赋咏物小赋抒情小赋，表现出了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对后世颇有影响。诗作不多，对五言诗的成长亦有贡献。散文则以上书言事的政论为主，而上书驳斥图谶的虚妄，则比“疾虚妄”的王充还彻底。
赵晔，生卒年不详，东汉学者，字长君，山阴（今绍兴）人，著有《诗细》《历神渊》和《吴越春秋》。
《吴越春秋》叙述春秋末年吴越争霸的史实，属杂史一类的散文。它的前五卷，记叙吴国历史，主要内容是记叙伍子胥去楚奔吴和破楚报仇的史实。后五卷，记叙越国历史，主要写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发奋图强以灭吴雪耻的故事，这个故事几乎众人皆知：
勾践元年（前9年）吴王阖闾兴师伐越，越王勾践战败，阖闾伤足而死，夫差继位。勾践三年（前9年），越伐吴，夫差败越于夫椒，越王勾践困守于会稽山。越国大夫文种向吴太宰求和，吴王夫差不听伍子胥之谏就同意了。
勾践在范蠡的参谋下，于公元前492年到吴国给夫差当奴仆，被关在石城，俯首称臣，三年后，夫差动了恻隐之心，准备放勾践回越国，大臣伍子胥坚决反对，说放勾践回去，就等于放虎归山，吴王夫差不听，将勾践放回。
回国后勾践委托范蠡建城作都，每晚睡在柴垛上，在房门口挂一个苦胆，每天都要舔一舔，卧薪尝胆，不听音乐，不近女色，念念不忘复仇。他对外继续讨好吴王，不断送礼，给吴王送去西施等美女和大量的木材，以麻痹吴王夫差。对内休养生息，富国强兵，鼓励增加人口，以增强国力，并和群臣一起谋划攻吴之计。
公元前8年，吴王向北进攻齐国，越王勾践听说了非常高兴，就拿贵重的珍宝贿赂太宰，鼓励吴攻齐。伍子胥知道后说，这是越国要毁掉吴国啊，就进谏吴王放弃攻齐，而攻打越国。
公元前7年，越王又攻打吴国，将吴王包围，吴王写信用箭射给文种范蠡：“吾闻：狡兔以死，良犬就烹；敌国如灭，谋臣必亡。今吴病矣，大夫何虑乎？”
越王灭吴后，范蠡看出越王可以共患难，不能同享乐，就劝文种离开。范蠡同西施乘一条小船离去，后游齐国，改称陶朱公，经商致富。文种不听范蠡的劝告，后来被越王杀害。
《吴越春秋》的内容不拘泥于历史，在故事铺叙和人物描写上，有不少夸张和虚构的地方，其中融入了民间传说，例如它所记伍子胥奔吴，途中遇渔父，以及伍子胥死后显灵等，都和后世的传奇小说相类似。
在人物性格的表现上，如伍子胥的忠直强谏，范蠡的深谋远虑，勾践的忍辱为国，都写的很好。其中以伍子胥这个人物写得最为成功，他是贯穿吴国兴亡的中心人物。前半部分写他奔吴，以客卿身分为吴王阖闾出谋献策，推荐贤士，终于攻破了楚国，报了杀父杀兄之仇，并使吴王称霸于诸侯，显示了他卓越的军事政治才能。后半部分写夫差继立，刚愎自用，伍子胥强谏不从，终于饮恨自杀，吴国也随之灭亡。这时，伍子胥是以托孤老臣身分出现的，出言激切，无所顾忌。
《吴越春秋》选材于史籍《国语》《左传》《史记》，却又不完全照抄，写出了不少生动曲折的故事，并且注意前因后果，首尾照应。这种写法实际上就是后世历史演义小说的手法，只不过还以历史面目出现而已。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最早见于《文选》，为南朝梁萧统从传世无名氏《诗品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录而成的，编者把这些作者已经无法考证的五言诗汇集起来，冠以此名，列在“杂诗”类之首，后世遂作为组诗看待。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政治混乱。下层文士漂泊蹉跎，游宦无门。《古诗十九首》就产生于这样的时代，表述着同类的境遇和感受，基本是游子思妇之辞。具体而言，夫妇朋友间的离愁别绪士人的彷徨失意和人生的无常之感，是《古诗十九首》基本的情感内容。
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是“人同有之情”。因而，这些诗歌能够永久地感动人，千古常新。同时，它以艺术的方式，表现了各种社会境遇精神生活与人格气质，并由此透视出汉末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在揭露现实社会黑暗，抨击末世风俗的同时，也隐含了诗人对失去的道德原则的追恋。这种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心态，加深了诗人的信仰危机。事功不朽的希望破灭，诗人乃转而从一个新的层面上去开掘生命的价值。
《古诗十九首》习惯上以句首为标题，依次为：《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青青陵上柏》《今日良宴会》《西北有高楼》《涉江采芙蓉》《明月皎夜光》《冉冉孤生竹》《庭中有奇树》《迢迢牵牛星》《回车驾言迈》《东城高且长》《驱车上东门》《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客从远方来》《明月何皎皎》。
《古诗十九首》往往用事物来烘托，融情入景，寓景于情，二者密切结合，水乳交融天衣无缝。它长于抒情，却不径直言之，而是委曲婉转，反复低徊。许多诗篇都能巧妙地起兴发端，很少一开始就抒情明理。用以起兴发端的有典型事件，也有具体物象。它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漂泊在外的游子，他们身在他乡，心怀故土，情系家园，每个人都有无法消释的思乡情结。他们书写游子之歌，他们作下思妇之词，抒发游子的羁旅情怀和思妇闺愁就成了《古诗十九首》的基本内容。
《古诗十九首》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古人给予它很高的评价。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谈到包括《古诗十九首》在内的“古诗”时称：“观其结体散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实五言之冠冕也。”古代作家喜爱《古诗十九首》，并自觉地学习借鉴它的艺术风格和创作手法，甚至加以模拟，曹植陆机陶渊明鲍照等人都有这方面的作品传世。
《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汉末文人对个体生存价值的关注，使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建立起更为广泛而深刻的情感联系。过去与外在事功相关联的，诸如帝王诸侯的宗庙祭祀文治武功畋猎游乐乃至都城官室等，曾一度霸踞文学的题材领域。到了汉末就让位于与诗人的现实生活精神生活息息相关的进退出处友谊爱情物候节气等，文学的题材风格技巧，也因此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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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职“博士”
“博士”这个官名源于战国时代的秦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秦朝及汉朝初期，博士的职责主要是掌管图书，“通古今，以备顾问”。汉朝的博士是太常属官。汉武帝时设五经博士。博士多置弟子，初为50人。武帝之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已与文帝景帝时的博士制度不同。唐朝，设国子四门等博士。明清两代亦有“国子博士”。
枚乘与《七发》
贾谊虽然生活在2000多年以前的汉朝，但是若论才情，即使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相比，也未必逊色。他不但文章写的漂亮，而且关心政治，政策水平相当高。他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为中华文化宝库留下了一份珍贵的遗产。
西汉文豪枚乘所作的《七发》，辞藻繁富，多用比喻和叠字，以叙事写物为主，是一篇完整的新体赋，标志着汉赋体制的正式确立。自此以后以七段成篇的赋成为一种专门文体，号称“七体”，各朝作家时有摹拟，在赋体文学乃至整个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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枚乘之子枚皋
枚乘有庶子枚皋，字少孺，也是当时有名的汉赋作家，据《汉书》记载，他作有汉赋120篇。枚皋深受父亲熏陶，自幼爱好文学，并且善于辞赋。17岁那年，他上书梁共王，梁共王非常赏识他的才学，便召他为郎。枚皋才思敏捷，下笔立就，深得汉武帝的宠爱。今淮安河下有枚亭枚公河枚里街，皆为纪念枚氏父子。
汉赋大师司马相如
汉代最重要的文学样式是赋，而司马相如是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和赋论大师，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扬雄（西汉学者辞赋家语言学家）非常欣赏他的赋作，赞叹说：“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
◆《古文观止》卷之六《司马相如谏猎》
◆文君卖酒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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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作品创“第一”
《天子游猎赋》作为司马相如最重要的代表作，是文学史上第一篇全面体现汉赋特色的大赋。在内容上，它以宫殿园囿田猎为题材，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帝王奢侈为主旨，既歌颂了统一大帝国无可比拟的声威，又对最高统治者有所讽谏，开创了汉代大赋的一个基本主题。《哀二世赋》是整个赋史上第一篇直斥秦朝暴政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思想倾向和强烈的现实意义。《长门赋》是赋史上第一篇描写被锁闭深宫中的妇女的作品，通过表现她们的孤独和哀愁，暴露了封建宫庭的阴森黑暗，对后代的宫怨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几篇作品，为司马相如在中国文学史上赢得了几个“第一”。
博古通今之《淮南子》
《淮南子》在继承老子“无为”思想的同时，又对之作出了修正补充和改造，把“无为”理解为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统一。被誉为“道家思潮的理论结晶”“牢笼天地博极古今”的巨著。
◆淮南王刘安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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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子》与《吕氏春秋》的渊源
《淮南子》与《吕氏春秋》两部书都是由上层贵族亲自主持，招揽众多学者集体写成的。成书的程序都是先拟定计划，次分头撰写，最后综合编纂。书的结构统一，篇目规整，理事相连，言辞精审。两书都是总结先秦各家学说，博采众家之长，形成一个综合性的能贯通天地人的庞大理论体系，为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论根据。不同的是，《淮南子》成书之时，处于黄老盛行的文化氛围之中，因此对道家学说特别看重。从原著看，《淮南子》没有提到《吕氏春秋》，这可能与汉初反秦气氛有关。但事实上，正是《吕氏春秋》给予了《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响。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所作《史记》，彪炳千古，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可是他的一生并不顺利，中年由于李陵之祸而遭受宫刑，但他伟大的抱负支撑起了他艰苦卓绝的编写工作，给中国历史学文学留下一部光辉不朽的著作。
◆司马迁像
◆《史记》书影
知识小百科
《史记》传世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史记留侯世家》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报任少卿书》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蜀中大儒扬雄
扬雄是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西汉末年的一代大儒，身兼文学家思想家两种身份。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
◆扬雄墓
◆明代刻本《新纂门目五臣音注扬子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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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君平其人
《汉书》里有一则故事，说杜陵李强与扬雄友善，雄曾屡次向李称道严君平美德。后来李强出为益州牧，以为可以收用君平，临行，扬雄告戒说：“君备足礼数与之相见，此人可以得见，但不可使其屈身事人。”李不以为然。及至成都，致礼相见，面对君平的飘然清高，李强终不敢提让君平出来辅助自己的事。
班固与《汉书》
东汉班固所撰的《汉书》又称《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主要记述汉高祖元年（前206年）至王莽地皇四年（23年）共二百三十年的史事，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
◆班固像
◆《汉书》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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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
《后汉书》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包括十纪，八十列传及八志，记载了从王莽起至汉献帝止共195年的史实。其中，纪和列传的作者是南朝刘宋时的范晔，志的作者是晋朝的司马彪。
旷世奇才张衡
东汉科学家张衡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数学地理绘画和文学等方面，他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广博的学识。
◆张衡像
知识小百科
复原的地动仪
张衡的另一个有杰出贡献的科学领域是地震学。他的代表作就是震烁古今的地动仪的发明。但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地动仪，并不是张衡发明的，而是后人复原的。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早就毁于战火了。在20世纪50年代，王振铎先生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复原了张衡的这项伟大发明，并且被认为是科学的，甚至被广泛纳入小学生的课本。不过，王振铎复原的地动仪多次在公开场合大出洋相，它要么不能动，要么就是跺脚也会被当成地震。但不管怎么说，王振铎先生在地动仪外型上的复原，还是卓有建树的。
◆《西京赋》书影
历史散文《吴越春秋》
从《史记》到《吴越春秋》：在叙事散文方面，司马迁的《史记》创立了纪传体史书的新式样。《汉书》继承《史记》的体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吴越春秋》则进一步强化了史传作品的文学性，是历史小说的先河。
◆越王勾践石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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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越春秋》和《越绝书》
东汉的另一部历史散文《越绝书》的许多内容和《吴越春秋》相同，二者可以相互印证。同时，它们在写作上也有一些共同特点：记录基本史实之外，还虚构了一些荒诞离奇的故事，也采用了不少神话和民间传说，与后世的传奇小说相近。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吴越春秋》前后连贯成篇，《越绝书》还有地理占气等专篇；从文学视角来看，《吴越春秋》较《越绝书》更具文学性。
◆范蠡像
“诗母”《古诗十九首》
《古诗十九首》惊心动魄，一字千金，在五言诗的发展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中国诗史上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被后人称为“诗母”“五言之冠冕”“千古五言之祖”。它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手法为后人师法，几至形成模式。
◆古诗十九首卷。明陈道复书法。
◆《迢迢牵牛星》之牛郎织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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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迢迢牵牛星》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抒。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全诗以牛郎织女的传说，形象地表现了相爱的人可望不可及的情状。机声札札，不成纹理，写尽了思妇借助单调往复的劳作排遣愁苦的用心及其百无聊赖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