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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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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傍晚，陈主任差人送来一封信，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
……我的飞机票发生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但下星期三一定可以走。你的事已讲妥了。
“这星期内调职通知书就会下来。明早八点钟仍在冠生园等候……”
树生看完信抬起头，她的眼光无意间同母亲的眼光碰到了。她看出了憎恨和讥笑。“我都知道，你那些鬼把戏！”母亲的眼光似乎在这样说。
“你管不着我”她心里想，她轻轻地咳了一声。这时她同母亲两个人正在吃晚饭，母亲比她先放下碗。
他在床上断续地干咳。这种咳声在她们的耳里渐渐变成熟习的了，他时常用手在胸膛上轻轻擦揉，他内部有什么东西出了毛病，痛得厉害，而且使他呼吸不畅快。这样的擦揉倒可以给他一点舒适。他时时觉得喉管发痒，他忍不住要咳嗽，却又咳不出痰来。有时他必须用力咳。但是一用力，他又觉得胸部疼痛。这痛苦他一直忍受着，他竭力不发出一声响亮的（甚至别人可以听见的）**。他尽可能不让她们知道他的真实情形。另一方面他却极仔细地注意她们的动作，倾听她们的谈话。
“行里送信来，有要紧事吗？”他停止了咳嗽，关心地问，声音不高。
妻没有听见。母亲掉过脸来看他，显然她也没有听清楚他的话，因为她在问：“宣，你要什么？”
“没有什么，”他摇摇头答道。但是停了两三分钟他又说：“我问树生，信里是不是有什么要紧事情？”这次声音较高，妻也听见了。
“一个同事写来的，没有什么要紧事，”妻淡淡地回答。母亲马上掉过头看她一眼，那神情仿佛在说：“你在骗他，我知道。”
“我听见说是陈主任送来的；”他想了想又说。
“是他，”妻淡淡地回答。
“他不是要飞兰州吗？怎么还没有走？”他又想了一下，再问。
“本来说明天飞的。现在又说飞机票有问题，要延迟一个星期，”妻仍旧用淡漠的调子回答。
过了几分钟，妻站起来，收拾饭桌上的碗碟，母亲到外面去提开水壶。他忽然又问：
“我记得你说过行里要调你到兰州去，怎么这两天又不见提起了？”
妻掉过头，用诧异的眼光看了他一眼，竭力做出平淡的声调回答：
“那不过是一句话，不见得就成事实。”
恰恰在这个时候母亲提了开水壶进来，她听见树生的话，哼了一声，又看了树生一眼，仿佛说：“你撒谎！”
妻脸上微微发红，嘴动了一下，但是她并没有说什么，就把眼睛掉开了。
“万一行里真的调你去，你去不去呢？”他还在追问。妻不知道他存着什么样的心思。
“我不一定去，”她短短地答道，他这种类似审问的问话使她心烦。
“既然调你去，不去恐怕不行罢，”他不知道她的心情，只顾絮絮地讲下去。
“不行，就辞职，”她答得很干脆，而其实她并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辞职，怎么行！我病在床上，小宣又要上学。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活下去？”他自语似地说。
“那么卖东西，借债。总不会饿死罢，”妻接嘴说，她故意说给母亲听。她觉得今天受那个女人的气太多了，她总想找个机会刺那个女人一下。
他苦笑了。“你看，我们还有值钱东西吗？这两年什么都吃光了。借钱向哪个借？只有你还有几个阔朋友……”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她带点厌烦地打断了他的话；“你有病不能多讲话，你好好地睡罢。”她掉开脸不看他。
“我睡不着，一闭上眼，就象在演电影。脑子简直不能够休息，”他诉苦般地说。
“你思虑太多。你不要多想，还是安安静静地睡罢，”妻同情地看他一眼温和地安慰道。
“我怎么能不想呢？才三十四岁就害了这种病，不知道能不能好啊！”他痛苦地说。
“宣，你不要着急，你一定会好的，张伯情说吃几付药，养半个月，一定会好，”母亲插嘴说。
“我主张你去医院检查一下，最好透视一下，这样靠得住些。我对……”妻沉吟半晌终于正色说道。但是话未说完，就被他打岔了。
“万一检查出来是第三期肺病，又怎么办？”他问。
“那么就照治肺病的办法医治，”妻毫不犹豫地回答。
“那是富贵病啊，不说医，就是养，也要一笔大钱，”他苦笑道。
“那么穷人生病就该死吗？”妻愤慨地说。她关心地望着他：“不要紧，我还可以给你设法，医药费不会成问题。”
“不过我不能白白地乱花你的钱啊！”他摇摇头说。其实他的决心已经因她的话开始动摇了。他还要说话，可是他的胸部象被什么东西压住了似的，气紧得很，仿佛随时都会闭塞住。他接连沙沙地咻着。呼吸声也很粗重。
“请你让他休息一会儿罢，”母亲瞪了妻一眼，说。她马上又走到他的床前，改用怜惜的眼光望着他，柔声说：“你不要多说话，说话伤神，会加病的。你闭上眼睛睡罢。”
他答了一个“是”字，轻轻地叹一口气，真的把眼睛闭上了。
妻碰了一个钉子，颇不甘心，她脸一红，很想即刻发作。但是她又想：这样单调的争吵有什么好处呢？永远得不到结果，不管怎样把那些没有意义的话反复重说，不管怎样用仇恨的眼光互相注视。没有和解，也没有决裂。他没有方法把母亲和妻拉在一起，也没有毅力在两个人中间选取一个。永远是敷衍和拖。除了这个，他似乎再不能做别的事情。现在他病在床上，他还能够给她什么呢？安慰？支持？他在那边叹气。现在应该她叹气了。她把她的青春牺牲在这间阴暗、寒冷的屋子里，却换来仇视和敷衍。她觉得自己的忍耐快达到限度了。
“你会讨好他。好罢，我就让你，我并不希罕他，”她在心里骂道。她轻轻地冷笑一声，就慢步走到右侧窗前，隔着玻璃窗看街景。
夜相当冷。寒气凉凉地摸她的脸。下面是一片黑。只有寥寥几盏灯光。原来她这所楼房是一个界线，楼房外算是另一区域，那一区今天停电。她打了一个冷噤，又耸了耸肩。“为什么总是停电？”她烦躁地小声自语。没有人理她。在这个屋子里她是不被人重视的！她的孤独使她自己害怕。她又转过身来迎着电灯光。电灯光就跟病人的眼睛一样，它也不能给她的心添一点温暖。她把眼光移向病床。他闭着眼张着嘴重重地在吐气。他似乎一点钟一点钟地瘦下去。“他也实在可怜，”她想道。母亲已经出去了。她走到病床前把棉被轻轻拉了一下。他忽然睁开眼睛来看她，他定睛望着她，好象不认识她似的。她的心猛然跳了一下。她接着温和地解释道：“你的铺盖快掉下地了，我给你拉上来。”
“是吗？”他说，接着又问：“妈睡了？你不休息？”
“还早，”她答道。“你好好睡罢。”
“我正说不睡，怎么又睡着了？”他微笑说。“我有话对你说。明天是你生日……”
“连我自己都忘了，你还提它做什么！”她温柔地插嘴说。
“这是一千六百元，请你替我去定一个四磅蛋糕，明天要的。我不敢麻烦妈，只好请你自己去定，很对不起你……”他颤抖地伸出手来，手中有一卷旧钞票。
“我哪里还有心肠过生日？不要买罢，”她感激地说，差一点流下泪来。
“你要去定啊……一定要替我定啊……我自己不敢出去……只好麻烦你……你把钱拿着……”他断断续续地说。
有人在叩门。她想：“难道又是他差人送信来？”这个“他”是指陈主任。她随口说了一句：“请进来。”
出乎她的意外，进来的是一个秃头的老头子，他公司里的同事钟老。“好，我真谢谢你，”她小声说，就把钞票收下了。
“汪兄，怎么啦？睡了吗？”钟老一进门就大声说。又向着她说：“大嫂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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