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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为什么我总是感到不满足？我为什么就不能够牺牲自己？”她更烦躁，她第二次在心里责备自己。
但是这一晚终于平静地过去了。
第二天起他的病势稍微减轻了。树生仍旧每天到银行去办公，不过上午去得较晚，午后下了班便回到家里来。她暂时断绝了同事间的交际。她帮忙母亲烧饭，有时候还照料他吃药和吃早饭、晚饭。晚饭后他不想睡觉时，她还陪他谈些闲话。她谈着她那个银行里的种种事情，她什么都谈，就只不谈时局。
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一天妻下班回来，很兴奋地对他说：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贵阳大轰炸全是谣言，独山失守也是谣言，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进贵州。”
她灿烂地笑了，他喜欢看她这样的笑容。
“真的？”他高兴地吐了一口气，用感谢的眼光望着她。“明天我倒想出去看看，”他慢慢地说。
“你才只睡了五天。至少你要睡上十天半月才好，”妻劝他道。“你只管养病好了，别的事情你一概不用管。”
“钱呢？”他问道。
“我有办法，你不必管它，”妻回答。
“不过多用你的钱也不好。你自己花钱的地方很多，小宣也在花你的钱，”他抱歉地说。
“小宣不是我的儿子吗？我们两个人还要分什么彼此！我的钱跟你的钱不是一样的？”她笑着责备他道。
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检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
他一晚上不停地做着可怕的梦。早晨醒来，他疲倦，发烧，四肢无力，心神不安。
母亲和妻不再争吵了，她们一样亲切地看护着他。下午医生来给他诊病。是一位中医，还是妻去请来的。妻相信西医，主张请大川银行的医药顾问，可是母亲坚持着请中医。他不愿意得罪母亲，妻也只好让步。她到他服务的图书公司去替他请了病假，又到大川银行去为自己请一天假，然后去请医生。医生张伯情是他母亲的一位远亲，在这城里行医三四年，也还有一点名气，每次到他们家来诊病，除了车费外，并不另收诊费。他自己因为这个缘故，更赞成请中医诊病。“西药多贵！只要少花钱就好！我哪里来那些钱呢？”他这样想道。
医生是一个和善的老人，仔细地把着脉，问着病情，又用温和的调子安慰病人和家属，说这是肝火旺，又加上疲劳，并不是肺病，养息几天就会慢慢地好起来。
妻不大相信医生的话，母亲却很相信。他则是将信将疑。但是无论如何医生使他们三个人都心安了。他渐渐觉得中医也很有道理。“几千年来我们中国人都是这样地看病吃药，怎么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呢？”他安慰自己地想着，他又看见了一线希望，死的黑影也淡了些。
妻出去买了药回来，母亲拿来煮给他吃了。吃过药，他睡了一觉。他睡得不好，老是觉得透不过气来。
傍晚时分，他的热度加高，他又落进了可怖的梦网里。庞大的黑影一直在他的眼前晃动，唐柏青的黑瘦脸和红眼睛，同样的有无数个，它们包围着他，每张嘴都在说：“完了，完了。”他害怕，他逃避。他走，他跑。多么疲倦！但是他不能够停住脚。忽然他走进了荒山。他看不见人影。他也不知道要去什么地方。天黑了。他在黑暗中摸索。好累人的旅行啊！忽然他看见了亮光，忽然四周的树木燃烧起来。到处是火。火燃得很旺，火越逼越近。他的衣服烤焦了。他不能忍受，他嘶声大叫：“救命！”
他醒了。他躺在床上，盖着棉被，一身都是汗，口里发出痛苦的**。
“宣，你怎么啦？”妻坐在床沿上，埋下头唤他。“你心里难过吗？”她温柔地问。
他叹了一口气，望着她，并不回答。过了一会儿他低声问她：“你下班多久了？”
“我今天请了一天假，不是跟你说过吗？”妻惊讶地说。
“我忘记了，”他答道。接着他加上一句解释：“梦把我弄昏了。”停了片刻他再说：“我梦见……好象是……我那个老同学给汽车压死了。”
他骗了自己，把真实当作梦景了。
“老同学？你说哪个？”妻惊问道。她慢慢地伸过手去摸他的前额。前额润湿，热已经退了。
“唐柏青，我们在百龄餐厅吃过他喜酒的，他太太生小孩死了，我前不几天才跟你讲过，”他吃力地说。
“是，你跟我讲过，我记得。你不要多讲话，不要想别人的事情，你精神差，先前还在发热。你再睡一会儿罢，”妻温柔地安慰他。
“我怕睡着了，又会做怪梦，”他象小孩似地诉苦道。
“不会的，你什么也不要想，你安心地睡。我在旁边陪着你，你不会做怪梦，”妻含笑地对他说。
“妈呢？”他又问。
“妈在煮饭。你睡罢。等会儿又要吃药了，”她说，把头掉开不再看他。
过了半晌他忽然说：“请你给我倒一点茶。”他并不真想喝茶，不过想跟妻谈话。
妻倒了大半杯热茶来，他抬起头就在她的手里喝了三口，说一句“谢谢你”，又把头放下去。
“你可以再睡一会儿，”妻说着站起来，去把茶杯放在方桌上。
他刚闭上眼睛，又睁开。他偷偷地望着妻，不让她觉察出来。但是过了十多分钟，他忍不住了，又喊着妻的名字，又对她说话。
“树生，我看我的病不会好了，”他说。
“你又在胡思乱想了，”她柔声责备他，脸上露出好意的微笑；“医生不是说吃两副药，静养几天就会好吗？”
他停了片刻才说：“可是你并不相信中医。”
妻一时答不出话，后来便说：“可是妈很相信啊，况且他是你们的亲戚，不会对你说假话。”
“这个年头哪个不说假话啊！”他苦笑道。“我知道我的病，我这个身子拖不到抗战胜利。也好，我活着不但不能给你们帮忙，我只会累你们。”他好象在自言自语，最后声音变了，他突然闭了嘴。妻注意到他在淌眼泪，她心里也不好过。她只说了一句：“你不要这样说，”便用力咬自己的下嘴唇。
“还有妈年纪大了，生活又苦，脾气更不好，有时候多发几句牢骚，希望你能够原谅她，她的心是好的，”他哀求地往下说，他吐字慢，不象刚才那样激动。
“我知道，”她说了三个字，埋着头，伸过右手去捏住他的左手，她也想哭。
“谢谢你。我现在睡了，”他似乎放心地说。
电灯光孤寂地照着这个屋子。光线暗得很，比蜡烛光强不了多少。那种病态的黄色增加了屋子的凄凉。他闭着眼，半张开嘴，一张瘦脸好象涂上一层蜡，显得十分可怜。
她仍旧捏住那只手不放松，仍旧坐在床沿上，用寂寞的眼光看各处。同情和爱怜使她苦恼。但是另一种说不出的感情在搔她的心。
“为什么我们应该过这种日子？”一个不平的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她觉得右手里捏的那只手非常软弱无力，并且指头发冷。她想抗议：“这就是他忍受的报酬！我不能——”
她吃惊地看他一眼。他轻微地吐着气。现在他似乎舒服多了。似乎并没有噩梦惊扰他的睡眠。她轻轻地放开他那只手。她又伸手去摸他的前额。她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
隔壁传来一阵沙沙的语声。从街中又传来几声单调的汽车喇叭声。老鼠一会儿吱吱地叫，一会儿又在啃楼板。牠们的活动似乎一直没有停过。这更搅乱了她的心。她觉得夜的寒气透过木板从四面八方袭来，她打了一个冷噤。她无目的地望着电灯泡。灯泡的颜色惨淡的红丝暖不了她的心。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永远亮不起来，永远死不下去，就是这样拖。前两三年还有点理想，还有点希望，还可以拖下去，现在……要是她不天天跟我吵，要是他不那么懦弱，我还可以……”她一个人自言自语，这次她皱起了眉头。她心里更烦，她不知道怎样安放她这颗心。她在屋子里踱起来。但是踱了几步，她又停止了，她害怕脚步声会惊醒他。
半掩的房门突然大开了，母亲捧着饭锅子进来。
“她也在吃苦啊，”她看见母亲那种吃力的样子，不禁这样想道。
“他睡了？”母亲的憔悴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脸向着床低声问她道。
她点点头，小声回答：“这回好象睡得还好。”
“那么让他多睡一会儿，等他醒来再吃药罢，”母亲说；“我们先吃饭。”
她和母亲对面坐着吃了一碗饭。母亲的胃口不好。她觉得寂寞，觉得没趣，在饭桌上勉强和母亲讲了几句话。
“她都受得了，她似乎就安于这种生活，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呢？”她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这并没有减轻她的寂寞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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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似乎很有功效。他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地好起来。母亲当着妻的面称赞中医高明，妻并没有反驳，只是微微一笑。其实有效的药倒是妻的态度的改变。他需要的正是休息和安慰。
“日本人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了？”他觉得病渐渐好起来、精神可以集中时，就常常想着这个问题。但是他不敢问她，他害怕听到一个令人心惊的回答。有时候他也注意地看她的脸色，他想从她的表情上猜出战局的好坏，但是这没有用。在这些天里她常常给他看到她的温和而愉快的表情。偶尔他看见她在沉思，但是她马上就用笑容掩饰了一切。她不再跟母亲吵架了。他有时也看见（当他闭着眼或者半闭着眼假寐时）她们两个人坐在一处交谈。“只希望她们从此和好起来，那么我这次吐血也值得，”他也曾欣慰地这样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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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呢？”他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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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作声，他找不出话来驳她。
“前些天我们行里在闹着调整待遇，后来因为湘桂战事搁下来了。现在又在说，战事好转以后就要实行调整。调整后我的收入可以增加三分之一，所以多花点钱也不要紧，”她看见他闭上嘴在沉思，便又含笑解释道。
“不过这总不大好，我过意不去。想不到我活到这样大，连自己也养不活，”他沉吟地说。
“你怎么这样迂！连这点事也想不通。你病好了，时局好了，日本人退了，你就有办法了。你以为我高兴在银行里做那种事吗？现在也是没有办法。将来我还是要跟你一块儿做理想的工作，帮忙你办教育，”她温和地安慰他。
“是啊，日本人打退了，我就有办法了，”他喃喃地自语道。
母亲端着饭锅子进来了。
“妈，让我来，”她走去迎母亲，想从母亲手里接过锅子来。
“你快去看看宣的稀饭，不要烧焦了。这个我自己会弄，”母亲摇摇头说。但是她仍然检了一张旧报纸放在桌上给母亲垫锅子。
他望着妻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了，他感激地暗暗对自己说：“她仍然对我好。不管我多么不中用，她仍然对我好。这个好心的女人！只是我不好意思多用她的钱。她会看轻我的，她有一天会看轻我的。我应该振作起来。”他想了一会儿，忍不住出声念着她刚才说过的话：“时局好了，日本人打退了，就有办法了。我将来还是回到教育界去。”
“你要什么，宣？”母亲以为他在对她讲话，便过来问道。
“我没有讲话，”他摇头说，他好象刚刚走进一个梦境，就突然被他母亲唤醒了。这个阴暗寒冷的房间能够给他什么希望呢？
母亲还立在床前，她伸手摸了一下他的前额，轻轻地问道：“你现在觉得怎样？”
“很好，”他答道。“我觉得药很有效。”
“明天再请医生来一趟，”她说。
“不必了，我已经好了，”他说。心里却想道：“我哪里有钱看病吃药啊？你真要我靠树生过日子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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