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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服。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罗。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
他急急地走到了家，欣慰地对自己说：“我还以为今天会生病，现在倒没有事了。”他上了楼。他的房门微微开着，母亲坐在方桌前做衣服，只有她一个人在等候他。房里没有树生的影子。
“你回来了？”母亲问道，她抬起头亲切地对他笑了笑。
“是，妈，”他答道。眼光还在找寻另外一个人。
“你今天没有不舒服罢。我倒担心了一天，我看你早晨出去的时候脸色不大好，”母亲说，就把手里的东西放在桌子上，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眼睛。
“我很好。妈，你不休息一下？晚上还要做东西？”他说。
她拿起刚才放在桌上的东西给他看：“我在给你做一件汗衣。今天理箱子，找出一段平价白布来。我看你汗衣短裤破得实在不象话，趁着我还能够动针线的时候给你做两套换一下。”
“妈，你也不能太累啊。这些东西缓点做也没有关系，”他感动地说；“我那两身旧的总还可以穿三五个月，以后我还可以买新的。”
“买新的？你那几个钱的薪水哪里买得了？这两年你连袜子也没有买过一双。你脾气也太好了。要是没有我累着你，你或许不会苦到这样。你从不想到你自己。这几年来你瘦得多了，看起来你好象过了四十岁的人，白头发也有了好多根了，”母亲说着，眼圈也红了。
“妈，你不要老想这些事，在这个年头谁不是过一天算一天，能够活下去就算好的了，”他叹了一口气说。“她没有回来过？”他忽然问一句。
“她，你说树生吗？她回来过，又出去了，说是行里有什么事，十点钟一定回来，”母亲答道。但是她马上又改变了语调添上两三句：“你看，就是她一个人舒服。家里事她什么都不管。一天就在外面交际。”她忽然望着他，关心地说：“你今天又吃了酒了，吃得不多罢？你身体差，不宜多吃酒啊。”
“我喝得不多，”他答道，又叹了一口气。他觉得不舒服极了，头晕，心和喉咙都象被什么东西在搔着一般。他打算去倒一杯开水来喝，刚走一步，身子就向右边歪了一下，仿佛要倒下去似的。他连忙站定，但是身子又接连摇晃了两下。
“你怎么啦？”母亲惊问道，便站起来。
“我喝了两杯酒，”他勉强笑了笑。母亲走到他的身边要搀扶他。他摇着头让开身子，接连说：“不要紧，不要紧。我没有醉。”
“那么你早点睡罢，”母亲说。
“不，我不想睡，我要等她回来。”他说着，在书桌前那把藤椅上坐下了。
“你要等她？你晓得她什么时候回来？”
“你不是说她十点钟回来吗？”他反问道。
“她的话相信不得。你还是睡罢。”
“好，我睡，我先躺一会儿也好，”他说着就站起来。
当——当，——当——当，当——当。预行警报的钟声响了。
“警报罗。妈，你躲一下罢，我今天不想走，”他说，走到床前，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你不走，我也不走。你还是躺一下罢，横顺还没有放‘空袭’，”母亲镇静地说。
整个楼房里本来相当安静，现在突然活动起来了。到处都是人声，脚步声，还有关门的声音。街上有人在跑，还有更多的人在叫唤，在讲话。
“××，你不走啊？”隔壁有人在大声问。
“我不走，敌机不会来，何必多此一举，”另一个人答道。
“这两天快打到贵州来了，说不定敌人会来一次大轰炸，至少可以扰乱人心。我得到银行界的消息，昨天贵阳炸得厉害，连报上都不敢登。我劝你还是去躲一下罢。”
“那么出去走走也好，我们就一路走。”
接着是关门和走路的声音。虽然中间还隔着一段走廊，但是薄薄的木板壁很容易传声。他们的谈话被这母子两个人听见了。
“妈，你还是走罢，”他恳求道。
“不要紧，现在才是预行，”母亲慢慢地回答。
过了几分钟，空袭警报的汽笛声突然尖锐地响起来。
“妈，走得了，”他催促道。
“我等到放‘紧急’再走，”母亲答道，她仍旧安静地坐着。
“我看还是早点走好，迟了怕来不及进洞了，”他有点着急地说。母亲不曾回答。他忽然站起来，又说：“那么我们一块儿走罢。”
“敌机不见得会来，走一趟太吃力，我看还是等到放‘紧急’再走好，”母亲固执地说。他不作声了。母亲又说：“就是炸死了，也没有关系。我们象这样过日子，还不如炸死好。”
“妈，你不要这样说，我们没有抢过人，偷过人，害过人，为什么我们不该活呢？”他悲愤地说，他又在床沿上坐了下来。
门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你们还没有走！”树生惊喜地说。
“你不去躲警报，怎么还跑回来？”他站起来迎着她问道。
“我回来给你送防空证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你的防空证也放到我手提包里面了，刚才发觉了，特地赶回来送给你，”她含笑说道，一面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张卡片递到他的手里。
他感激地对她笑了笑，接过防空证揣在衣袋里，又从那里拿出一封信来。他说：“其实我还没有想到防空证上面去。要是不发紧急警报，我们就不躲了。”
“现在走罢，”树生含笑地催他；“早点进防空洞好些，”她又望着母亲说。
“我不走，我不信就会炸死，”母亲板起脸赌气似地说。
树生碰了钉子，怔了一下，但是马上又装出笑脸对他说：“你呢，你也不怕死吗？”
“我很累，我不想走，”他疲倦地答道。
“那么我一个人走了，”她仍然装出笑脸说，便掉转了身子。
“树生，”他想起手里捏的一封信便唤了一声。
她回转头来。他把捏信的手伸向她，一面说：“小宣来的信，他们学堂又要他补缴三千两百块钱。你看罢。”
她走回来，接过信封，取出信笺来看了一遍。她用轻快的声音说：“好的，我明天给他寄三千五百块钱去。”她把信放在手提包里，又往外面走。
“你不为难吗？”他问了一句。
“不要紧，我可以向行里借。我总比你有办法，”她不在乎地答道，接着又问他一次：“你不去躲吗？”她看见他在迟疑，就一个人匆匆地走出去了。
“你看，她好神气，也是你才受得了！”母亲气愤地说。这时高跟鞋的声音还在走廊上响。
“不过小宣的学费也亏她。不是靠她，小宣早就停学了。我这个爸爸真不中用，”他叹息地说。
“要是我，我宁肯让小宣停学，”母亲咬着牙说。
他觉得有一口痰贴在他的喉管上，他用力咳嗽，想把痰咳出来。
“我给你倒杯开水，你忍住一下，”母亲说。等到她把开水端来，他已经把痰吐在地上了，不仅地上，他的左手背也溅了些。他看见痰里的血丝，心中一冷，连忙把手背在衣服上擦，又用脚把地板上的痰也擦去了。
“好罗，咳出来就好了，”母亲安慰他说，一面把杯子递给他。
他接过杯子，大口地喝了几口，然后勉强装出笑容，回答道：“是，我现在好多了。”他把杯子放到方桌上去，又说：“我累得很，我想睡一会儿。”
“那么你不要脱衣服啊。万一放‘紧急’，跑起来也方便些，”母亲叮嘱道。
他含糊地答应着，已经走到床前和衣倒下来了。就在这一刻，他的精神和体力似乎完全崩溃了。在昏迷中他觉得母亲来给他盖上了棉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