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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拚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彩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颤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 -->>
这一对夫妇过了十几天平静的生活。两个人都是按时上班,按时回家。妻子也不再提离开的话,连那个箱子也从友人家拿回来了。就在拿回箱子的晚上,丈夫陪妻子在国泰戏院看过一次电影;他们后来又去看过一次,可是这次刚看到三分之二,电影就因警报台上挂出一个红球而停止放映了。
母亲常常躲在她那个小房间里。她似乎故意避开她的儿媳,不过两个人要是遇在一处,她也并不对树生板面孔,说讽刺话,她只是少讲话罢了。
星期日早晨小宣回家来,下午搭最后一班汽车回学校去。祖母见到孙儿,特别高兴。她自然把她亲手补好的大衣给小宣试穿了。为了这件大衣,她儿媳也对她含笑地说过几句感谢话。
天永远是阴的,时而下小雨,时而雨停。可是马路始终没有全干过。有时路上布满泥浆,非常滑脚,人走在上面,很不容易站稳。人行道上也是泥泞的。半个月很快地过去了,汪文宣某一天上午去公司办公,刚走到十字路口就跌了一跤,把左边膝盖皮擦破一块,他忍住痛,一歪一拐地走到公司门口。还没有到办公时间。钟老坐在办公桌前,两眼望着路上行人,看见他进来,便问:“你怎么啦,跌了跤吗?”
他点点头,不答话,签了到以后就往楼梯口走。
“你请天假罢,不要把身体累坏了啊!”钟老关心地说。
他在楼梯口站住了,回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轻轻地答道:“你晓得的,我有多少薪水好扣啊!”
“这种时候,你还担心扣薪水!你还要替公司拚死命!你知道我们还能够在公司吃多少天饭!”钟老有点激动地埋怨道。
“有什么办法!我们既然吃公司的饭,”他疲倦地答道。他想笑,却笑不出声来。
“吃公司的饭?我们这个不是铁饭碗啊,”钟老冷笑道。
他吃了一惊,连忙走近钟老的办公桌,小声问道:“你听到什么消息吗?”
“日本人打下了桂林,柳州,来势很凶啊。听说总经理有过表示,要是敌人进了贵州,就把公司搬到兰州去,他已经打电报到兰州去找房子了。要是真的搬兰州的话,什么都完了。我们这般人还不是只好滚蛋!”钟老又发牢骚地说。
会有这样的事!他发呆了。他的眼前一片黑暗。他疲倦地摇着头说:“不会罢,不会罢。”
“也说不定。不过他们那种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就拿公司来说:一些人一事不做,拿大薪水;象你整天拚命卖力气,却只拿那么一点钱,真少得可以!”钟老还没有把话讲完,看见周主任大步走进来,便收了话头,低声对他说:“他今天怎么来得这样早!你上楼去办公罢。”
他没精打彩地上了楼。他走过吴科长的办公桌前,吴科长忽然抬起头把他打量了一下,看得他毛骨悚然。他胆颤心惊地走到自己位子前坐下,摊开那部永远校不完的长篇译稿,想把自己的脑子硬塞到那堆黑字中间去。“真没有出息啊,他们连文章都做不通,我还要怕他们!”他暗暗地责备自己。可是他仍然小心翼翼地做他的工作。
腿不断地痛,他的思想不能够集中,他不知道自己一上午干了些什么事。他想到家,想到这里的工作情形,想到刚才钟老的话。他好些天没有看报了。他个人的痛苦占有了他的整个心,别的身外事情再也引不起他的注意。过去,湘北战事爆发,长沙沦陷,衡阳苦战,全州失守,都不曾给他添一点苦恼。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着他,这几年他一直没有畅快地吐过一口气。周围的一切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人人都在对他说,世界大局一天一天地在好转,可是他的日子却一天比一天地更艰难了。
开饭的铃声惊醒了他,把他从那些思想的纠缠中救了出来。他仰起头吐了一口气。一个同事马上走到他面前,说声:“你签个字罢,”就摊开一张信笺在他的桌上。他吃惊地一看,原来是同事们发起的给周主任做寿的公启,每人名下摊派一千元。一千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他踌躇一下,但是那个同事轻蔑地在旁边咳嗽了。他惶恐地立刻拿起笔签上自己的名字。同事笑了笑走开了。他站起来,觉得不仅左膝还在痛,连周身骨头都痠痛了。他勉强支持着走下楼去吃中饭。
在饭桌上同事们激动地谈论着桂、柳的失陷,和敌人的动向。他埋着头吃饭,不参加讨论,也不倾听他们谈论。他觉得浑身发冷,疑心是“摆子”发作了。他放下碗离开饭桌,钟老望见他,便走过来说:“你不舒服罢?你脸色很难看,下半天不要办公了。回家去睡个午觉也好。”
他感激地点一个头,回答道:“那么就请你替我请半天假罢;我自己也觉得精神不大好。”他走出门去。一辆人力车正拉到门前,车夫无意地看了他一眼。钟老在门内劝道:“你坐车回去罢。”
“不要紧,路很近,我可以慢慢走,”他回过头答道,便打起精神走下马路,到对面人行道上去。
他走得很慢。身子摇摇晃晃;头变得特别重,不时要往颈上缩。走路时左膝的伤处仍然在痛,他只好咬紧牙关,三步一停地埋着头走,终于走了一大段路。前面就是国际了。他忽然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分明是他的妻子在说话。他吃惊地抬起头。果然是她,她同那个穿漂亮大衣的年轻男子站在玻璃橱窗前,看里面陈列的物品。但是她马上跟着那个人进里面去了。她没有看见他,也不会想到他离她就只有三四步的光景。
他看到她的背影,今天她的身子似乎比任何时候都动人,她丰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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