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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发生在一年前,却让我一直不能忘怀。曾无意识地在别人面前提过多次,每次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自己总是被一次次感动。看了刘亚洲分析美国的文章,看了一个个贪官悲惨的结局,看到有关文明的字眼,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事。常常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了,总被这件事纠缠。但自嘲过后,它还是会时不时地浮现在我脑际,好象要逼我把它写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我和英国外教马丁之间。马丁是我校去年雇的一个英国外语教师,是一个个子瘦高、60多岁、不擅言辞的沉静的老人。由于他是节水灌溉方面的学者,所以被我学院请来给研究生和有兴趣的年轻老师教专业英语,这使我有机会跟他相识。不说他课上得认真,其实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对学生的由衷关心。他会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了解学生的研究方向,然后默默地记在心里。以后在他看书时,如果发现和学生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章,他就会给复印下来或将外文杂志借给学生阅读。事情虽不大,但常常给人一个小小的感动。
最让我难忘的是和他的一次交往。有一天,他在上课时看到有个学生拿了一本本科生的专业外语书,他感到很好奇,下课时委托我帮他买一本。这是很简单的事,学校教材科就有。根据学校的规定,老师可以凭借学院的经费本,去教材科免费领一本作为自己教学的参考书。于是我就去学院说明了情况,以马丁的名义去帮着领了一本免费教材。但在下次上课我交给他时,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他要按教材上的书价给我二十三元人民币。我说不用,他问:“学生买书为什么要花钱?”我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教师可以享受一本免费的教学参考书。他更是迷惑,反问我:“学生不挣钱,买书要花钱,教师挣工资,买书怎么能不花钱呢?”我只能给他讲苍白的规定,但他却不依不饶,坚持“既然是不合理的规定,自己就不能这样做”还是坚持要我把钱交给教材科。我解释说:“这钱我已交不上去了”但他仍是无法接受,最后说:“我如果拿了没有掏钱的书,这书就是学校的,它永远不属于我自己。我要买书,不是要借书,所以你必须收下我的钱。”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苍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说服不了这个倔强的老头的,于是违心收了他的钱,才让他愉快地接受了那本书。最后,我没有勇气将这个钱交给教材科,我怕他们说我违章领书。但我也没有敢花这个钱,一直将它收藏着。因为在我心里,这二十三元的人民币的的真正价值已经成为无价之宝了。
虽然马丁已经离开我校去别的地方工作了,但一个普通公民对“个人的”和“国家的”财产的清醒界限,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文明不仅仅是洋房和汽车,心灵的文明才是最本质、最难达到的目标。
有一件生活中的小事发生在一年前,却让我一直不能忘怀。曾无意识地在别人面前提过多次,每次不知别人的感受如何,自己总是被一次次感动。看了刘亚洲分析美国的文章,看了一个个贪官悲惨的结局,看到有关文明的字眼,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事。常常我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了,总被这件事纠缠。但自嘲过后,它还是会时不时地浮现在我脑际,好象要逼我把它写下来。
这件事发生在我和英国外教马丁之间。马丁是我校去年雇的一个英国外语教师,是一个个子瘦高、60多岁、不擅言辞的沉静的老人。由于他是节水灌溉方面的学者,所以被我学院请来给研究生和有兴趣的年轻老师教专业英语,这使我有机会跟他相识。不说他课上得认真,其实他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对学生的由衷关心。他会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了解学生的研究方向,然后默默地记在心里。以后在他看书时,如果发现和学生研究方向相关的文章,他就会给复印下来或将外文杂志借给学生阅读。事情虽不大,但常常给人一个小小的感动。
最让我难忘的是和他的一次交往。有一天,他在上课时看到有个学生拿了一本本科生的专业外语书,他感到很好奇,下课时委托我帮他买一本。这是很简单的事,学校教材科就有。根据学校的规定,老师可以凭借学院的经费本,去教材科免费领一本作为自己教学的参考书。于是我就去学院说明了情况,以马丁的名义去帮着领了一本免费教材。但在下次上课我交给他时,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他要按教材上的书价给我二十三元人民币。我说不用,他问:“学生买书为什么要花钱?”我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教师可以享受一本免费的教学参考书。他更是迷惑,反问我:“学生不挣钱,买书要花钱,教师挣工资,买书怎么能不花钱呢?”我只能给他讲苍白的规定,但他却不依不饶,坚持“既然是不合理的规定,自己就不能这样做”还是坚持要我把钱交给教材科。我解释说:“这钱我已交不上去了”但他仍是无法接受,最后说:“我如果拿了没有掏钱的书,这书就是学校的,它永远不属于我自己。我要买书,不是要借书,所以你必须收下我的钱。”这时我才意识到,我苍白的语言表达能力是说服不了这个倔强的老头的,于是违心收了他的钱,才让他愉快地接受了那本书。最后,我没有勇气将这个钱交给教材科,我怕他们说我违章领书。但我也没有敢花这个钱,一直将它收藏着。因为在我心里,这二十三元的人民币的的真正价值已经成为无价之宝了。
虽然马丁已经离开我校去别的地方工作了,但一个普通公民对“个人的”和“国家的”财产的清醒界限,却一直留在了我的心里。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文明不仅仅是洋房和汽车,心灵的文明才是最本质、最难达到的目标。